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基于产业结构的普惠金融减贫分析——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的重要国策,金融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且普惠扶贫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非线性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并且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加强;普惠金融在空间层面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贫困减缓作用均显著。据此,论文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槛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选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本省共同富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指标中,覆盖广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区域异质性,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且具有积极的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的结果上,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能够缓解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在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贫困减缓 ——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我国各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在纳入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及门槛面板模型分析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缓贫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在促进本地区贫困减缓的基础上,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减贫;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存在着双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一味追求包容性金融规模扩张反而会削弱对贫困减缓的促进效用.     

绿色金融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SD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4—2020年的绿色金融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数据，采用熵权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绿色金融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于经济联系紧密的地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发展对东中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呈现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绿色金融能显著促进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优化农村绿色金融体系，同时强化省际联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3-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以泰尔指数度量的城乡收入差距为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本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相邻省市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本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同时对邻近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缩小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差无几。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在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减少传统的金融排斥和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动态减贫效应研究——基于435个贫困县的经验分析

选取2005—2013年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435个国定贫困县的样本数据,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服务程度不同维度,运用PVAR模型测度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程度之间动态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先抑后扬的"非线性关系",在短期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呈现负向冲击,而长期则具有正向激励。现阶段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缺陷,将制约金融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深层结合,抑制甚至负向影响金融减贫的实践效果。通过贫困地区内在机制与体制创新,才能驱动农村金融作用于贫困减缓的行为轨迹,扩张金融减贫的正向作用路径与空间,实现金融减贫的阈值跨越。     

相对贫困视角下农业保险减贫效应研究——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我国已步入治理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研究农业保险减缓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有助于发挥农业保险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7-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在相对贫困视角下对农业保险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具有减缓相对贫困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显著,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农业保险对相对贫困存在基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双重门槛效应;农业保险减缓相对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农业保险发展不仅能减缓本地区相对贫困,还能促进临近地区相对贫困减缓。因此,未来应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注重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及区域协同性。     

基于湖南省湘西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普惠金融主要满足贫困、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需求,所以它的减贫效应被抱以很大的希冀。论文从微观层面出发,以湖南省连片贫困区湘西地区的30个县(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合适指标,测算其普惠金融指数,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湘西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普遍较低,但呈逐年增长趋势。且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1.341,减贫效应明显。根据以上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 ——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面板Logit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缓居民主观贫困,对农村地区、低物质资本和低人力资本弱势群体的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更明显,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减缓作用高于东部地区,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益贫性特点.传导机制探索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减缓主观贫困,居民信心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主观贫困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然成为愈发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理论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因市场化水平的不同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对破解贫困居民融资约束、增加资金供给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然后选取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普惠金融能够直接减缓农村贫困;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产业结构变迁的中介效应,且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减缓农村贫困的效应要高于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农村减贫的效应.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要推动聚焦农村相对贫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探索产融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