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级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环境恶化两难困境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运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U 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加快发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门槛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由抑制转为促进,又转为抑制作用。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基于FDI质量中介效应检验

FDI质量视角下，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黄河流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首先，揭示三者影响机理;其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中介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最后，通过非线性模型，理清FDI质量的中介效应实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的中介效应阻碍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与FDI质量之间存在U形关系。因此，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对FDI质量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关键作用。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研究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2009-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测算，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具有促进地方工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增强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又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协调优化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度，联合发挥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组合激励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环境治理效率综合指数，构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等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提升效应，且该结论通过了相应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制度环境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内在机理，为推进数字化发展、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改善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是在资本市场中获得投资者认同的重要途径。文章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通过工具变量法、熵平衡法等方法弱化内生性问题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得出，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能缓解融资约束与第一类、第二类代理成本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样本中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的激励效应更强；市场竞争程度和股权激励能够正向调节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董事会连锁关系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在绿色治理理念指导下，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董事会连锁关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董事会连锁关系数量的增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明显提高，且董事会连锁关系影响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多为非财务类环境信息；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市场发展程度健全及非重污染行业情境下，董事会连锁关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促进效应越显著。从微观董事会连锁关系视角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驱动力的剖析，可为董事会成员的选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监管结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环境规制

信息不对称影响到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激励和规制机构对企业的监督处罚，并有可能引发企业策略性行为，因此制定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必须设法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实现这一目标有三条途径：一是降低对信息依赖程度；二是削弱企业操纵信息的意愿；三是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     

论企业环境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

环境管理会计体系构建存在企业自身重视程度不够、 社会的支持力度不大的困境.构建企业环境管理会计体系应强化环保意识、 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会计管理机构;建立有效的激励与考核措施和加强对企业环境管理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企业环境管理会计要采取编制格式化的低碳会计报告、 丰富环境管理会计额外信息披露和重视低碳长期规划信息披露.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越低、内部治理水平越差、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以及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较长的企业样本中，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在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对于如何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保障投资者利益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使工业部门企业获得更大发展。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还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负向影响,不断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经济占比。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门槛水平下,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     

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中国的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和环境规制产生的技术溢出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作用,其中由于中国吸收能力较差使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而环境规制对创新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在它们的不同区间内,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且通过不同指标衡量环境规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不同指标衡量环境规制的各模型中,环境规制始终有利于进口贸易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但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当环境规制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不同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作用有所差别。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5—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U”形关系，并且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路径影响企业价值，即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选取产权性质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产权性质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中的价值效应，结果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对非国有企业价值的作用更显著。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对2008—2019年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及工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空间相关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环境规制竞争行为且绿色创新在省区间具有空间关联性。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偏微分方程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正向且影响系数较强,说明其明显发挥了创新倒逼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相对较弱,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因一部分地区环境标准的提高促使污染企业或项目向环境标准宽松的地区转移,从而阻碍了承接转移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进程,致使环境规制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的负向溢出效应显现。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促进云南省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走绿色发展战略也是国家推动生态文明的关键。构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计量模型,对云南省16个州、市2008—201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激励作用并不确定;环境规制并不利于云南省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的影响中具有替代效应。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互动效应研究

通过选取480家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数据，并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环境绩效指标体系。在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财务绩效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运用P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选取三大行业为代表，分别为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研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说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行业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