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伴随数字技术应用逐渐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成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新赛道”。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生产要素密集类型的产业链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链>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存在基于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据此，提出加快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共同体，以期为政府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9年的统计数据，以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为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维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门槛维度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值到第二门槛值时，数字经济作用农村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从空间溢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测度与路径

基于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EBM-ML指数测算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再通过区位熵和熵值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最后再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现阶段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单门槛效应,不同门槛范围内的产业集聚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乘数效有所不同,最后提出了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

严格把握环境规制政策导向，推动中国低碳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剖析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具有明显正向推动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在环境规制推动中国低碳转型进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门槛作用影响，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低碳转型具有推动作用，而对中部地区低碳转型发挥抑制作用。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市场一体化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市场一体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探析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产业结构升级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中介机制，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双重驱动力。数字金融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地理和经济邻近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从区域异质性来看，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影响在东部地区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形成区域内协同发展格局。为此，应夯实数字金融基座、推动产业集群跨界共建、加速区域市场协调发展、驱动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以此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碳排放通过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数字经济转型，而数字经济也通过影响碳排放的技术进步水平影响碳减排。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转型也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和GDP水平正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和共同富裕指数，通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教育发展与研发创新不仅直接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区域协调发展也能为共同富裕提供突破口。建议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科学配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积极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增加教育和研发创新投入。     

人口老龄化、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断加速、深化的人口老龄化会对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进一步地，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下，能否通过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外部性？本文选取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效应，且主要通过“倒逼机制”使得制造业转型升级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该抑制作用。分时期看，2000—2008年，不管是制造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度化，均表现出负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加剧了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作用，2009—2017年，情况相反。分区域看，两区域的老龄化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效应，且东部地区受影响的程度小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部分中介效应均存在，但是在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上存在区域差异。     

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及其瓶颈效应研究——基于2011—2020年浙江11地（市）的观测样本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着持续稳定的促进作用，即检验其瓶颈效应是否存在，通过构建以地区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数字经济为解释变量和科技水平为控制变量的面板平滑迁移(PLSTR)模型，并利用2011至2020年间浙江省11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其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其中，数字建设和数字应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负转向正，而数字服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由正转为负。（2）数字服务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当数字服务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将产生瓶颈效应。目前，除衢州、舟山和丽水外，浙江省大多数地（市）数字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趋饱和。因此，数字经济的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要实施有差别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战略，前者要以数字建设、数字应用和研发投入为核心，而后者要以数字建设、数字服务和数字应用三者协同为核心。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测度及路径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全赋能效应模型,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路径实现,其中,通过技术进步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较大,而赋能技术效率的效应相对较小;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赋能作用,使得数字经济深度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南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产生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消费升级。然而，这一显著变化是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呢？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20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消费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调节。因此，应当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稳定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提倡青年群体理性消费，积极参与创业创造；统筹协调生产要素资源禀赋，服务产业结构升级。     

绿色金融是否提升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对国有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2)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的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的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绿色创新

基于邻接空间、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类权重矩阵，以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有效带动本省制造业绿色创新，但会抑制邻省制造业绿色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在邻接空间、地理距离、经济距离下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地理邻近地区更显著。多维度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呈“梯度递减分布”特征。数字化产业发达省份的生产性服务集聚对邻省制造业绿色创新具有较强“虹吸效应”，不利于整体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是以，未来应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环境，施行区域差异化产业发展策略，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分析——基于生产与消费端的双重路径分析

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市场生产端与消费端构建数字经济碳减排的理论框架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实现碳减排效应，且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在数字经济的三个子维度中，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对碳减排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交易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在东中部、高市场化程度和高创新创业水平的地区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生产端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端的消费结构升级来降低碳排放强度。这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并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间接效应小于直接效应;(4)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存在边际效应减弱的趋势,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     

数字技术赋能工业绿色转型：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

选取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技术发展指数与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技术赋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各省（区、市）数字技术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数字技术能够直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创新水平提升和能源结构优化是数字技术赋能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数字技术与工业绿色转型在空间上呈现出“高与高”“低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因此,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技术与工业融合发展,促进工业绿色转型。     

空间视角下制造业企业柔性能力对抗风险能力的影响

在经济环境不确定的形势下,如何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是所有企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选取2010—2022年中国279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柔性能力对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柔性能力对抗风险能力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对柔性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门槛效应;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柔性能力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作用最大,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作用相对较低。因此,制造业企业要重视企业柔性能力发展,同时加强企业间交流合作,以此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