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同群效应研究——基于价值网络嵌入视角

文章基于价值网络嵌入视角，以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制造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直接和间接同群效应的产生动因，实证检验了直接和间接同群效应的模仿路径及异质性。结果发现：目标企业倾向于跟随行业内绿色供应链管理绩优企业而触发结果模仿路径下的直接同群效应，在频率模仿及特征模仿路径下则表现出显著的“反同群效应”；绿色供应链管理同群效应会通过提升供应商所在行业竞争程度而间接促进目标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的提升，即存在以行业竞争程度为中介的间接同群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结果模仿路径下，高融资约束企业、高高管薪酬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更易受到同群效应影响。     

贸易自由化、私人收益与管理效率：理论及中国经验

本文将管理者的代理问题嵌入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企业所有者无法实现完美监督，由中间品自由化引起的“成本效应”与“贸易条件效应”会强化管理者的私人动机，最终品自由化对管理效率的影响则取决于“商业偷窃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的相对强弱。本文利用微观数据构建有效的管理效率指标，证实了中间品自由化会降低企业管理效率，最终品自由化则作用相反；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利润和价格机制影响管理效率。研究结论揭示了开放环境下决定管理效率的内在机理，对提升企业治理效率，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具有启示意义。     

人员跨境流动、“软信息”与国际贸易

本文聚焦人员跨境流动的经济效应探讨人员跨境流动如何通过“软信息”传递促进中国进口贸易发展。在识别策略方面，我们以免签入境政策作为可验证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识别人员跨境流动对中国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员跨境流动便利化使企业进口沿着扩展边际实现增长，在产品侧促进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与资本品贸易；作用机制是“软信息”流动引致信息成本下降，具体表现为降低搜寻成本以筛选高质量贸易关系，降低信任成本使贸易效应动态持续扩大；且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人员境内流动便利化的互补性有助于该作用。本研究意味着“软信息”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资源，人员流动在高质量开放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制造企业供需双方关系、承诺与合作绩效间路径模型研究

文章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企业供需双方关系包括信任、依赖和信息共享三个因素，承诺包括承诺意愿和承诺行动两个因素；承诺意愿不仅对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直接影响路径，还通过承诺行动途径实现对合作绩效的间接影响；供需双方关系的各因素通过承诺意愿和承诺行动对合作绩效产生不同程度作用，信任和信息共享同时通过承诺意愿和承诺行动对合作绩效产生间接正向影响，信任对承诺意愿和承诺行动的影响效果均最为显著，而依柏对承诺意愿有显著负面影响，对承诺行动影响不显著。     

财税政策、研发投入对江苏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小企业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缓解就业难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财税政策作为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有力措施,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资金匮乏等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4—2019年江苏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象,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究财税政策、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均有助于提升江苏中小企业绩效;研发投入对江苏中小企业绩效存在正向激励效应;财税政策通过研发投入的影响路径提升了企业绩效,即研发投入在财税政策激励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丰富了财税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有效发挥财税政策效应,促进财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     

OFDI有助于赋能“中国智造”吗?:基于企业微观产品层面的经验数据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学界、业界普遍关注的重点议题。文章以OFDI企业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20年上市企业产品智能化数据，运用倍差法系统探究OFDI赋能“中国智造”的作用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智能化生产倾向性和产品智能化种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此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民企和外企，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国企的激励作用更为凸显；相较于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成熟产业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企业年龄与产品智能化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表明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于处于“成长”或“成熟”期的中国企业恰逢其时。影响路径的三重差分结果表明，逆梯度下OFDI赋能“中国智造”可借助创新激励效应和成本优化效应实现；顺梯度下OFDI赋能“中国智造”的创新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但成本优化效应更为凸显。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及智能化转型升级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及借鉴意义。     

不确定性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金融市场摩擦的间接渠道视角

现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影响企业投资,但着重分析间接渠道的文献较少。文章以199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样本,在控制住直接渠道的影响后,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风险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来显著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数量;且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降低企业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异质性企业的对比中,成本效应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而相对于低杠杆、国有化和大规模的企业,数量效应对高杠杆、民营和小规模等高风险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大。这说明,成本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但数量效应更具结构性特征。     

比较优势产业政策与企业减排：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加强产业政策与环保规制政策的协同,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共赢。在面临环保规制压力时,企业有两类减排方式选择,一类减排方式会导致牺牲经济绩效的冲突性困境,另一类减排方式则可实现环保与经济绩效的共赢。后一类减排方式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现路径,但激励企业选择此类减排方式的条件尚缺乏研究。产业发展方式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下,产业中的企业环保绩效显著提升,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且通过环保与经济绩效共赢的减排方式实现。内在机制在于,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更具有自生能力,通过清洁生产实现减排的能力和意愿更强,具体包括改进绿色技术、增加环保设备设施投入等措施,此类减排机制有助于实现环保与经济绩效共赢,而并非以牺牲经济绩效为代价。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除直接运用环保政策工具对污染企业进行约束外,还可协同使用产业政策工具,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提升企业满足环保合规性的能力、意愿和环保绩效表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目标的达成。     

最低工资标准对两岸贸易中的大陆台资企业影响——以企业GVC地位指数为视角北大核心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岸贸易受到企业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较大。为更好地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大陆台企的影响，本文将宏观GVC地位指数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通过企业GVC地位指数的变化，研究对其生产要素选择及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通过成本效应减少参与两岸贸易企业的数量、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增加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高。从影响路径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度，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跨国公司在地理上配置其海外子公司组合的方式将会对价值捕获和价值创造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引致不同的绩效结果。文章基于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据，从地理关系视角考察了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程度越高，将显著提升OFDI企业的创新数量与质量，但是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程度越高，将负向抑制OFDI企业的创新绩效；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可通过高技术中间品进口和人力资本这两个机制渠道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国内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显著存在，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增强海外地域多元化的创新提升效应，同时降低地理集中度的创新抑制效应；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的有效性与企业内部的技术基础和海外市场的技术丰裕度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内外部技术资源情境下，当知识产权保护处于适度区间时，企业的创新绩效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文章研究为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合理的海外投资地理布局来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迅速，绿色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有助于缓解碳排放的压力，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现实方案。基于30个省（区、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直接效应，并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对碳排放产生间接效应；且直接效应在中东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间接效应均不显著，其中在中东部表现为遮掩效应。最后，从促进数字金融产业发展、数字金融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区域金融发展平衡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文章从数字金融的视角出发，以2011—2020年我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且在分析师关注度、研报跟踪数量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监督治理下，数字金融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下，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降低作用仍然显著；作用机制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两条路径来改善企业对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的依赖性，进而降低企业影子银行化。研究结论可为抑制非金融企业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和防止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经验证据。     

服务化水平、实际税负与营改增政策的财富效应——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微观视角出发,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营改增政策对试点企业实际税负和绩效水平形成的经济后果,以及试点企业的服务化水平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营改增政策有助于降低试点企业整体实际税负;第二,营改增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使得企业绩效水平提升,实现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富转移效应;第三,试点企业服务化水平越高,营改增政策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加明显,即营改增政策实现的财富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营改增政策有助于促使试点企业改善经营效率,提高自身财富创造能力,增强营改增政策的财富创造效应。     

物流企业结构洞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结构洞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研究物流企业结构洞对竞争优势的作用路径。通过问卷调查收集442家物流企业数据，建立“结构洞—动态能力—竞争优势”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结构洞对竞争优势（成本优势、差异化优势）有显著影响；结构洞对动态能力3个维度中的机会识别能力、整合重构能力有显著影响，而对机会利用能力无显著影响；动态能力在结构洞与竞争优势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或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提示：物流企业应注重辨识结构洞网络中的机遇，提高信息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整合完善企业内部运营体系，从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增值税税负、议价能力与企业“脱实向虚”

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和非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税负、议价能力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增值税税负降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同时对产业链总体（上游）议价能力弱的企业以及对下游议价能力强的企业在增值税税负降低时,能够更加显著地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税负降低通过“实体投资效应”和“现金持有效应”的机制,进而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进一步地,对总体（上游）议价能力弱的企业在增值税税负降低时,能够通过“现金持有效应”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而对下游议价能力强的企业,则通过“实体投资效应”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增值税改革,防范企业“脱实向虚”带来的风险,实现产业链稳定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移民网络、母公司管理者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绩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速对外投资和全球产业布局,海外移民网络在国际投融资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以2008～2021年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东道国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母公司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母公司管理者能力增强了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移民网络通过降低价值观差异和提高投资合法性进而对海外子公司绩效产生赋能效应。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制造业行业、非国有企业和海外子公司进入模式为独资的情景下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全面刻画海外移民网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经济学意义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小微企业的网络嵌人性、外部学习与企业绩效

有关小微企业成长路径的研究主要关注小微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宏观环境,而网络环境,特别是企业关系网络则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发挥着强有力的纽带作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使得单一组织在不断积累内部资源的同时更加依赖外部资源,因此,小微企业嵌入到合作伙伴所形成的企业关系网络中则能通过获取关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适应环境变化等形式提升企业绩效.除此之外,外部学习能力作为知识经济时代至关重要的企业能力,也是建立在企业网络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外部学习、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小微企业能更好更及时地获取外部市场信息,掌握市场与客户需求以及行业动态,进而适时地调整与整合自身的资源与能力,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持续提升企业的绩效.另外,小微企业的网络嵌入程度对绩效的提升作用还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和包容性等特性影响.     

管理者情绪、国资介入与创新绩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通过出资入股的方式嵌入民营企业的改制与治理中，使得广大民营企业拥有更有效的治理措施与融资方式。但在混改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中，这种促进效果是否明显仍具有较大争议。从管理者理性迎合的角度出发，以2010—2020年所有上市非ST公司的相关数据为采集样本，通过情绪词典中的情绪词汇与公司年报中相同词语的出现频次来构建管理者情绪指标，以此为基准测定管理者情绪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国资介入在两者之间的交互调节效应。实证发现：管理者情绪与企业创新绩效表现为负向相关；国资介入与企业创新绩效表现为正向相关，且能够缓和管理者情绪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作用。     

治理机制、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通过分析治理机制、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引入管理者行为与环境以及企业特征变量，建立了治理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综合绩效影响的研究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整合了多种治理机制，可以对它们进行集成的研究；引入了管理者行为作为路径分析的重点；考虑了治理机制的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效果；对创新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细化了现有的研究。本文提出的研究模型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治理机制的作用打好了基础．     

客户企业创新驱动了上游企业探索式创新吗？——创新的反向传导效应研究

供应链网络中,下游客户企业和上游供应商的创新行为相互关联。本文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分析供应链网络中“自下而上”的反向创新传导效应。研究发现：（1）客户企业创新会向上游反向传导,对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有促进作用；（2）在市场需求诱导机制的作用下,客户企业创新通过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和提出更高、更稳定的产品技术需求,促进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3）在技术知识扩散机制的作用下,客户企业创新显著提升上游企业知识技术能力的多元化程度,促进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创新传导效应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不存在“自上而下”的探索式创新传导效应。而且,当上游企业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更强或者知识全局凝聚性更低、局部凝聚性更高时,以及客户企业与上游企业地理距离较远、客户企业所在行业信息环境较好时,创新的传导效应更强。本研究为企业充分挖掘供应链关联的创新效应和探究探索式创新的新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