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MS模型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烟草及烟草制品贸易逆差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极大地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然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烟草及烟草制品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不利于烟草产业长远发展，故就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贸易往来展开分析。基于进出口数据，构建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分别测算影响出口额和进口额波动的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烟草及烟草制品竞争力不足且下滑态势十分明显，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最大因素；其次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依赖性，对进出口贸易造成重大影响；最后，烟草产品结构无法充分匹配国内外的市场需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的动态变迁测度

文章基于1996-2017年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年度数据，运用附加结构突变点的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测度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和时变性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在2008年前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在突变点后，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的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以及高、低平均增长率普遍大幅降低。（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欧盟区域遭受的冲击相对最深，亚洲非盟区域次之。此外，与联盟区域相比较，非联盟区域抵御双边贸易市场剧烈波动的能力更加有限。（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的双边贸易周期普遍表现出收缩惰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效应”（1996-2000年）、强势扩张的“WTO效应”（2001-2007年）、宽幅震荡的“全球金融危机效应”（2008-2012年）以及“V型”复苏发展的“‘一带一路’效应”（2013-2017年）。（4）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动态演化特征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同时，沿线各国经历双边贸易扩张以及收缩的时点、持续期、累计时间普遍存在差异。协同性程度指标进一步显示，沿线各国与整体双边贸易周期的协同度普遍较高，且突变点后沿线各国与整体的协同度普遍高于突变点前。     

城市化建设与减碳目标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

城市化建设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任务,也是实现减碳目标的重要支撑。基于2002—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城市化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化总体上对碳排放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在城市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化对碳排放的消极作用明显减弱;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沿线国家中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俄双边贸易变化及应对研究

利用 UN Comtrade 贸易统计数据运用国际贸易指数相关分析法，分析了中俄双边贸易发展现状、结构特征、贸易互补性（TCI）和贸易比较优势（RTA），并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和当前俄乌冲突的背景，分析了欧俄双边贸易的变化对中俄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俄贸易呈现“产业间”优势互补特征；中国对俄罗斯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商品正逐渐由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中俄两国在“皮革制品”、“鞋类”等商品具有较好的贸易基础和潜力，“机电类产品”的贸易前景广阔。     

“一带一路”视域下地方经济的发展——以江西赣州港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合作,同时也为国内各地方的经济发展与贸易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建成的赣州港是国内中部地区的重要港口,它不仅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愿景的重要实现点,同时赣州港的建设也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为赣州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网络特征及合作强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合作事件大数据的跟踪研究

基于GDELT合作事件大数据,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索2003—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关系的网络分布特征,并结合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影响合作强度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网络结构以中国和俄罗斯为核心形成双向枢纽网络结构,合作网络的空间组织格局表现为显著的单中心辐射和多中心紧密相结合的区域合作结构;合作强度呈现出逐渐增强态势,国家间网络中心性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治理水平及地理距离等是影响合作强度的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国家贸易与投资研究——以中国和越南为例

中国与东盟地理位置相近,优势互补,双方在贸易投资方面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而越南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进入。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越南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更加密切,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建设给双方创造了新的平台。但是中越双边贸易与投资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困境和问题,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双边贸易与投资的现状分析,对中越双边贸易投资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加强双方基建投资项目合作、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支持政策创新的建议,以促进中越双边贸易与投资更好地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使用UNCTAD-Eora增加值溯源数据,对世界各经济体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增加值贸易网络虽然以区域内贸易为主,但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同步发展,且增加值贸易网络以亚洲经济体、欧洲经济体和美国为主体。“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呈现明显的多极化分布,且权力大小程度分化严重,尤其是亚洲经济体的结构性权力优势明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其中,金砖国家的结构性权力正在逐年上升,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权力呈下降趋势。一国的结构性权力大小受到国家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的影响。     

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作用,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阐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合作现状,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的模式和重要领域,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共同发展赋能。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及贸易潜力研究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和双边贸易潜力测算有助于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提供决策支撑。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普遍较低,而贸易便利化水平,尤其是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显著因素。平均来说,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双边贸易流量将增长7.214%;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双边贸易流量将增长4.573%。如果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同时提高一个等级,将带来双边贸易额60%以上的增长。若双方能达成高水平经贸合作协定,切实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将极大地释放双方贸易潜力,实现以投资引领贸易、以贸易促进投资的有利局面,推动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间产能调整和产业链优化布局,最终促进双方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能力,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多期DID模型的经验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政策有助于实现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文章使用2009—2018年UN Comtrade产品级别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该结论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同时，文章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同时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经济机制与提升文化认同的文化机制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产生影响。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集中于文化消费品而非文化收藏品。文章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文化产品出口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法（DID）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实证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高参与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投资效率约10个百分点。宏观分析表明创新是企业参与投资的重中之重,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够更好的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化解过剩产能的方式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中国企业投资效率。     

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集聚效应的研究

文章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决定方程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联立方程组，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集聚效应如何影响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实证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集聚效应能够改善地区的劳动错配与资本错配，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会显著提升工业产能过剩较低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生产率高地区的劳动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工业产能过剩较高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门槛，对劳动以及资本的影响在跨过门槛后变得显著。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助力共建“一带一路”中粮走出农业合作新路子

<正>中粮集团长期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进行全球布局，通过一系列互利共赢的项目，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共同增长和共同繁荣作出了富有特色的中粮贡献。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中粮集团现场展出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及其制品，并连续第五届协办“粮食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坛”，积极引领推动全球农粮供应链创新、绿色、开放发展，成为中国企业近年来参与“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成果的一次生动展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和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与直接投资,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行业较为广泛、投资区域相对集中等特征。金融开放通过拓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推动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合理配置,促进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水平普遍较低、中国投资项目融资难度较大等现实制约,要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重点服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加强金融合作,守住风险底线,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优化倒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精准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范与引导,帮助企业借力金融开放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开放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融合发展与相互促进。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校企深度合作影响因素分析——以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为例

一、前言2023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稳定增长。据海关统计,2022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13.83万亿元,占我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的33%[1]。国际贸易货物运输80%以上是通过海运完成的,海运也是我国最早“走出去”的行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海运企业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港口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全球海运网络逐步完善,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2]。其中,人才是关键因素。加之沿线发展中国家港航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港航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对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发展要求的国际化港口与航运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