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绝对与相对贫困的综合测度:1989—2015

为回答我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在过去30年间的变化趋势如何，本文引入贫困综合测度方法，结合绝对贫困线与混合贫困线，测算了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改进FGT指数，以考察中国居民综合贫困变动趋势。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削减绝对贫困成效显著，但缓解相对贫困的形势依然严峻，从而综合贫困降幅逐渐减缓。从子样本的结果来看，城镇和农村的综合贫困已大幅下降，但近年来农村综合贫困下降有所停滞；各地区综合贫困均已大幅下降，但东西部地区综合贫困有所“反弹”。进一步的分解表明，相对贫困成分在综合贫困中的占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此本文认为，应将收入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方面纳入统一的框架内综合考虑，通过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贫困线动态调整机制，以不断提高贫困测度的精度，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相对贫困的经济学辨析与中国之治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当代中国正经历由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的阶段性转变.相对贫困的动态性、隐蔽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比较研究的视角,阐释相对贫困现象、辨析相对贫困概念、探究相对贫困标准,进而提出"后扶贫时代"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科学设定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建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思路,以期从学理层面建构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图景.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过采用相对贫困指数测算法和GLS线性回归法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持续走高;而农村相对贫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不强;劳动力价格差异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特别是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简论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及对完善中国低保制度的启示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由此,提出了能力贫困理论。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强调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就会增强人的生产力和反贫困的能力,开创了贫困问题研究的新视角,拓展了贫困问题的研究方法,这对完善中国低保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

本文根据中国国情,借用凯因斯“丰裕中贫困”一说,将我国现有的贫困现象分为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贫困扩大和绝对贫困继续存在、失业问题尚难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四种类型,同时对怎样看待我国丰裕中贫困”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相对贫困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目标是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了其普惠性,缓解了相对贫困呢?文章基于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从是否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减缓相对贫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第二,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据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改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教育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重要启示.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     

改革以来中国贫困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本文采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的方法计算出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以及全国的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率,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的绝对贫困率快速下降,但目前绝对贫困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相对贫困率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与相应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高度一致;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演变过程都与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存在密切的关系。     

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几点思考

无论从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具有发展旅游业的独特的优势。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实行旅游扶贫的政策,十几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今,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中央要求中西部地区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旅游扶贫”呢？本文从怎样理解“贫困”;旅游扶贫是否一扶就灵;旅游扶贫与政府的关系;旅游扶贫与可持续性发展;旅游扶贫与创新等五个方面对贫困地区如何发展旅游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运用Atkinson（1987）单维贫困测量与Alkire和Foster（2008）多维贫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农村居民贫困情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从单维视角看,山西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全省三个主要贫困区存在差异;从多维视角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现象,考虑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严重。东部太行山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的饮用水问题也比较严重,北部高寒冷凉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其教育问题较为突出,北部高寒冷凉区与西部吕梁山区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关注。因此,山西今后要从多维度识别和瞄准贫困,针对地区贫困特点予以扶持。     

贫困线研究综述

本文对当前贫困问题研究所采用的贫困线指标的制定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以促进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本文依次对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主观贫困线以及其他贫困线指标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在贫困研究中适宜采用相对贫困线指标的结论。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秦巴山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以陕西省柞水县为例

本文以陕西省柞水县为例,分析了秦巴山区贫困的原因,提出了反贫困基本思路及政策建议。     

Poverty dynamics in rural China revisited: do assets matter?

This paper uses an asset-based approach to examine poverty dynamics in rural China over the period 1989–2006. The analysis documents a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omponent in the poverty dynamics of households. The lack of profitable agricultural asset accumulation plays an unneglectable role in causing households to be trapped in persistent poverty. The escape from poverty is increasingly dominated by stochastic upward mobility rather than by structural movement in terms of asset accumulation. This could threaten the prosp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China. It is argued that future reform and policy-making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building households’ asset base.     

中国、巴西：城市反贫困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从巴西反贫困经验看,中国在城市反贫困问题上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阶层收入,保护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给予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对贫困涵义的理解

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贫困的定义和测定在思想上最初强调对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物品的支配能力,随后扩大到包括生活标准在内的其他方面,再进一步发展到一种反映对脆弱性和风险的关心、对没有权力和缺少发言权的担心.贫困涵义的扩展加深了人们对贫困和穷人的理解,推动着减贫战略选择,从为穷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向着为穷人提供社会服务转变,针对脆弱性和发言权制定减贫策略.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Using Cross-Sectional Surveys to Identify Chronic Poverty in the Absence of Panel Data

At the cor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is the need to eliminate that poverty that is persistent over time (chronic poverty). Unfortunately,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identifying chronic poverty require longitudinal data that is rarely available. In its abs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at only requires 1 year of cross-sectional data on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poverty. It puts forth two conjectures and contends that the combined profile of a household as both income poor and multidimensionally poor can be used as a proxy of that household being chronically income poor. To explore the viability of this approach, we use a probit model and longitudinal data for thre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o estimate households’ probabilities of remaining in income poverty based on their past incom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tatuses. We fi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approach that is significant, consistent across countries, and robust to various controls and periods of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