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

中国近代的商会与传统的公所、会馆等行会性组织,究竟有无区别?有何区别?这是涉及商会性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国内外学者意见分歧之所在。日本学者大都视商会为全市性的商业行会,即旧式行会的联合体,二者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如根岸佶认为:“商会的外观同外国商业会议所无异,而其实质,征之于它的内容和进行的活动,显然是行会性的。”仓桥正直也指出:晚清中国的商会,“是具有强烈行会性质的商业会议所”。国内多数学者则认为,商会有别于传统的公所和会馆等行帮团体,是带有新时代特征的资产阶级社团组织。但迄至目前,商会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国内学术界对其加以探讨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刚刚开始起步。就上述有争议的问题虽然已发表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见解,但尚无专文作全     

宋代行会的特点论析

(一)宋代工商业组织——“团”、“行”的性质宋代工商业存在着行业分工及其组织,史学界皆无异词,但关于工商业组织——“行”、“团”的性质,却有较大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关于宋代行会的性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宋代行会“显然具有欧州型行会的性质,但有中国特点”。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研究》、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皆持此说。这一观点基本上是继承了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唐宋时期的“行”“有几分类似欧洲中世纪基尔特的商人组织”。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研     

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北大核心

清代出现的大量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对汉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城市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揭示其内部商业空间的重要线索。文章借助GIS软件,系统整理了汉口清代会馆公所的空间信息,分时段考察了其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结合汉口地形、地价资料分析其布局逻辑,大致勾画出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图景。文章还结合城市空间、商业发展与人群分布等因素,对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

清代出现的大量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对汉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城市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揭示其内部商业空间的重要线索。文章借助GIS软件,系统整理了汉口清代会馆公所的空间信息,分时段考察了其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结合汉口地形、地价资料分析其布局逻辑,大致勾画出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图景。文章还结合城市空间、商业发展与人群分布等因素,对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让行业协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行业协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行业协会的早期形式就是商会或商行。像“商人基尔特”、“手工业行会”、“同业公会”、“行帮”、“商务会馆”、“行会”以及“商会”等,它们以一种有效的工商业活动管理方式显示出其特有的商业文化传统。行业协会有这样一些重要特征:民间组织性、利益公共性、互益性、开放性、     

重庆湖广会馆

建于清乾隆24年的重庆湖广会馆座落在长江边上,占地面积8561平方米,分为广东会馆、江南会馆、两湖会馆、江西会馆及四个戏楼和广东公所、齐安公所。会馆建筑浮雕镂雕十分精湛、栩栩如生,题材多以《西游记》、《西厢记》、《封神榜》和《二十四孝》里的人物故事为主,配以龙凤等各种动物图案及奇花异草图案。整个古建筑群雕栏画栋,雕刻精美,是中国明清时期南方建筑艺术的代表,也是重庆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     

清代会宁的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是指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也称晋商)和陕西商人(也称陕商或秦商)为方便经商而在全国各地所建的会馆.是在外经商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住宿、议事、签约、交易、酬宾的场所,也是山陕客商们“叙乡谊、通商情”的地方.会宁是陕甘驿道上历史久远的重要城镇.陕甘驿道自西安开始,过平凉、隆德、静宁、会宁等地到达兰州.清乾隆嘉庆时期,会宁县城商业鼎盛,贸易繁荣.当时在会宁经商者多为山西、陕西等地客商.“邑之商业,自乾嘉以来,客商大于土商,凡繁富之乡镇,皆有山陕人合群营业”(《会宁县志续编卷之三》309页).这些山陕客商为了便于经商,便在会宁县城西关大街修建了著名的山陕会馆.     

明清河北境内山西商人会馆的历史变迁北大核心

明清时期河北地区的商人会馆绝大部分为山西商人兴建,这些会馆由山西商人创建、维护和管理。这一区域的山西商人会馆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社会方面,山西会馆经历了一个从偶然行为到连续规范管理的组织化过程;经济方面,会馆的资金筹集越来越完善和制度化;文化方面,晚明清初多样化的、区域化的祠庙信仰演化为会馆中规范化的以关帝为中心的神灵体系。     

上海开埠前棉布业、航运业、饼豆业的发展

1684年(康熙廿三年),清政府重开海禁,是上海经济史上的一个明显转折点。它推动了当时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历经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承平日久,四民安业,商业景象更为繁荣,成为国内的大城市。县城外东南沿浦一带,北自洋泾浜,南至薛家浜,形成了各种行业性的街道,如洋行街(经营洋货的行号)、咸瓜街、篾竹弄、芦席街、花衣街、豆市街,自十六铺一直排列到南码头,多是行业性的专用码头。各行、各业同乡商帮成立会馆公所至少有二十五个,现就历史较久,规模较大的棉布业、航运业、饼豆业的概况作一简单的叙述。     

祭业、董事、粮户:康乾时期苏州《潮州会馆记》新证

本文详细分析苏州《潮州会馆记》碑文所载会馆祭业内容,认为康乾时期潮商从扩建会馆与置买商铺两方面购置祭业,这些祭业选址阊门外地值千金的商业繁华区,颇见潮商投资房产的长远眼光。然而乾隆时期最有价值祭业契券遗失一事揭示出会馆祭业管理不为人知的复杂内幕。潮阳人武进士马登云出任董事,当与清理整顿会馆祭业有关。通过省、府、县三级地方官府的立案运作以及镌刻碑文,会馆重新确立全部祭业的所有权,解决了祭业流失危机。《潮州会馆记》还表明,除京师潮州新馆祭业外,其余17项祭业完纳漕粮,统一由粮户万世荣承担,万世荣并非具指某一潮商,而是潮商立足苏州开立户籍的虚拟粮户名字,它不仅完纳漕粮,也是苏州潮州会馆众商共用的合法户籍身份。会馆借助乾隆三十五年(1770)吴县清丈及花户重新造册之机,调整为两类漕粮完纳模式,揭示了清代苏州潮州会馆祭业的户籍登记与漕粮管理机制。     

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中商帮的发展、演变研究

商帮、会馆是商人为了降低商业运行费用、降低交易风险、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在明朝时期主导、在清朝不断壮大并适应形势变化而演进的商业组织创新形式。作为营销申介，瓷商的作用是市场与瓷器工场的连接纽带。商人、商帮在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申发挥了市场的实现、反馈和调节功能作用，降低了陶瓷科技与产业封接成本；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保证了集群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认办到租办:清代盐专卖制度下长芦盐区的引岸经营研究

专商引岸作为清代盐专卖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清初朝廷为维系稳定的财政收入而确立的管理商人行盐的制度。从具体运作看,专商引岸在清代不同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引岸世袭的观点并不完全成立,这充分反映出清代财政制度是要综合考虑税收和市场等要素并予以调适的。清前期,长芦盐区的引岸经营以盐商认办为主,欠课商人易被参退,参商引岸继续招募殷商接办,但晚清以降则转向采用租办方式来经营引岸。影响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窝价不断叠加和盐商资金链来源问题。盐商接办参商引岸,除缴窝价外,需同时认交附带在引岸上的各种款项。清前期盐商尚能通过借贷内帑维持经营,晚清时期,商力疲乏,尤其是内务府等官帑的收撤,使得招商承办变得不切实际,以更少成本进行引岸经营权转移的租办便成为主要方式,并得到官方认可。     

清代前期的民商

前人对清代商人已有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十大商帮的探讨，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多数的研究都侧重于区域商人、商帮，而区域商人、商帮都不能代表所有的清代商人。一般来说，凡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属于商人的范畴，大量的散商、小贩也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商人的分类标准很多，①这里“以其是否承担政府经济任务”，将商人“分为两大类：”官商和民商。②本文准备对民商进行论述。③一、民商概论民商不直接承担国家经济任务。其在商人整体中占绝大多数。民商中又可按资产的多少分为大商人或称富商、…     

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

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的罗威廉教授新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是一本对十九世纪汉口商业经济有着极丰富内容和独到见解的权威著作。该书的重要贡献,除细致阐述汉口作为商业中枢对有关地区各种商品集散转输起着综揽大局的作用以外,特别对商业行会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证与精辟的分析。该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汉口“商业中心”,分章叙述1.十九世纪的汉口,2.汉口的商务,3.盐务贸易,4.茶业贸易,5.汉口的信贷与金融,6.政府与商业。第二部分为“城市社会组织”,分述7.乡籍在一个城市外来客民中的意义,8.行会结构,9.行会职能,10.行会与地方政府。本书的书首有城市研究理论的导言,书末有汉口商业行会形成了政治力量的结语。本文先对该书作一简要介绍。     

解析清代会馆的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

会馆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也是商人们居住、存货议事的重要场所.为了规避风险和维持运转,到了清代,会馆逐渐制定出一系列较完整的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以确保会馆的各项功能得以正常发挥,为商人们提供制度保障和有关市场交易及各地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关东文化简论

历史上有汉、唐、明、清不同的关东。明清的关东指山海关以东地区,是在山海关修建以后出现的。明代关东与清代关东所指的地域范围有所不同。“闯关东”的说法与清代对东北的封禁政策有关。关东文化是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开发利用关东文化必须打造精品名牌。     

山西茶商与中俄恰克图贸易

一、称雄一世的山西茶商山西商人自明代兴起以来,逐渐形成称雄一世的商帮。盐商的称雄,是明代开中制度的结果,到了清代就显得今不如昔了。茶商是山西商人中又一支商旅,它经营地区之广,活跃时间之长,是继盐商之后的佼佼者。山西茶商的兴盛,不是山西出产茶叶,而是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广阔的茶叶消费区域。这个区域,在明代,边墙以外,“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戍,而明制尤密。”在清代,“蒙古地方及西藏人民,皆藉茶养生”,“新     

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双街古京杭运河西岸,坐西朝东,沿中轴线对称排列,是山西,陕西商人为作“祀神明而联桑梓”集资合建的一座神庙与会馆结合的建筑群。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一）

晋商、徽商、粤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各领风骚。晋商以“票号”逞威南北；徽商在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中历据优势；广东商人以行动果敢，敢为天下先，在外贸买办行业中显赫一时。晋商和徽商，是中国封建时代传统商人的典型，而粤商在通商口岸开埠后逐渐向近代商人转变。比较宁波商帮和这三大商帮之间的差异，     

公平之殇 伤民意

民间有句俗语:“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在中国,行业的好坏直接影响人的收入、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现象在计划经济时期显得尤其突出。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改变这种行业和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但行业间的收入和福利差别仍然大得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