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     

非正式制度与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学习效应:基于PSM-DID的分析方法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文章基于2006～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即OFDI是否具有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存在较强的学习效应;非正式制度即文化、关系网络及人才是影响母国投资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延长企业创新持续期,但非正式制度的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为提高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建议,凸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走出去"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玻璃幕墙"。     

制度环境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关于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分支。基于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19个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质量3个纬度的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既不呈现制度风险偏好倾向,也无制度接近的特征;较大规模的OFDI明显对两国制度环境波动的差距更加敏感,而投资东道国的融资便利是吸引较大规模O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较小规模的OFDI会更偏向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速缓慢、资源充裕的国家。     

制度、文化与中国OFDI的利益动机

文章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因素,研究显示:东道国优良的制度水平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而以基因距离所刻画的文化异质性则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的阻碍因素;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三大利益驱动。进一步研究利益驱动因素的时空变化,我们发现:（1）从时间演变看,中国OFDI的避税动机显著减弱,而争夺市场与资源的动机微弱加强;（2）从空间分布看,为了获取市场和资源,中国OFDI在地理距离上表现出"舍近求远"的空间替换时间策略;（3）从制度与文化因素看,争夺市场和避税两大动因倾向于选择制度水平高、与中国文化接近的国家,而获取资源的强烈动机则突破了制度缺陷和文化差异的限制。     

制度环境、行业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来自中国2003～2012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中国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建立修正的引力模型,将东道国制度环境从3个维度分解:经济制度因子、政治制度因子和法律制度因子,分别探究其对中国4个不同行业即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的显著性影响并探讨中国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进而提出针对不同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益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中国不同行业OFDI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制造业和金融业与经济制度因子存在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应侧重分析东道国的经济制度,以发挥最大区位优势;批发和零售业与法律制度因子存在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国公司应将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科学技术/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与政治制度因子之间存在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行业企业应重点关注政治制度的促进作用。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东道国腐败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沿线国家腐败治理对于吸引中国OFDI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拓展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治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影响,利用2008-2017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和2S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治理程度对其基础设施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对以人均实际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好,对其基础设施有正向促进效应,该效应对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差,将会降低中国OFDI对其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发挥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环渤海中心城市天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先条件及重要作用

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已成为带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中国经济增长第三级的发展级,但天津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却未能满足环渤海地区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而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现代技术的传播者和推动器,所以本文通过研究天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倡导天津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创业失败情境下的反事实思维研究框架构建

反事实思维帮助个体分析和解构过去以便更好理解现在,并且为未来行为和事件做准备。创业失败意味着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结果或目标偏离,这种偏差能够刺激、激发创业者进行反事实思维。在综述心理学和创业领域内反事实思维研究基础上,从主、客观两方面论证创业者特征、创业失败事件与失败后反事实思维关系,并且讨论了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者失败后恢复和学习的作用机制,构建理论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展望。"双创"背景下分析创业失败后创业者的认知和思维,有助于理解从失败中恢复和学习的机制,训练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的技巧和策略,对于创业者本人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价值。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Carl Menger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work of Carl Menger,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Menger’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ositions ar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contemporary Austrian Economics. The idea of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 purposive actions is seen as a key to Menger’s economics. Although many elements of contemporary Austrian Economics can be found already in the work of Menger, we argue tha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theorizing and econom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 propose to bring Austrian Economics closer to mainstream economics,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analytical tools to be used.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当代化和普适化的思考

文章按照建构——发展——创新的理论演化思路,分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当代化和普适化。文章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构基础是其民族化过程;而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则要求其以"建设性"为基本表征实现其当代化过程;普适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理论演化的发展目标,其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存在依据。     

西北五省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析

文章选取2000—2015年西北五省地区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对西北五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但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的加入,发现与其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变量相比,人口城镇化的效应不再显著。因此,西北地区要利用好政策条件,加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强化自身对人口的吸引力。     

技术创新、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扩展及其应用——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罗默和威廉·诺德豪斯,以表彰他们把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本文在简要回顾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罗黙和诺德豪斯对扩展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应用的主要理论贡献,以及他们的研究是如何构成西方经济学中既有经济持续增长可能性又有经济负增长乃至突然崩溃的相对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逻辑体系的。同时,简要讨论他们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制定有关促进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构造绿色发展体系等政策措施方面的借鉴意义。     

“楼宇经济”生存环境及发展的实证研究

“楼宇经济”当前成为经济发展的亮点,吸引着许多城市不断推出发展“楼宇经济”的规划。“楼宇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知识与经济相结合、企业经营方式转变的结果,具有集聚性、辐射性、“体制外性”、流动性等特点。“楼宇经济”形成和发展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建筑,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沉淀的环境和金融、交通、信息、人才、社会等综合“区域生态”因素的支撑。本文以上海静安区的“楼宇”调研为主要依据,对“楼宇”及“楼宇经济”形成的条件、特点以及完善,进行粗浅的探索。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的推进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因其理论对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性而受到广泛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传播到我国的时候,正是我国的改革急需理论诠释和理论指导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表明,我国的改革实践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基于各自的需要而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局面,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基于对中国改革实践的研究而获得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对推进我国改革的持续进行也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因此,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再次出发的中国改革,新制度经济学仍然能够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论经济学的科学性

经济学科学性的争论由来已久,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独特性决定了经济学是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经济学的科学性,更有赖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论经济学的科学性

经济学科学性的争论由来已久,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独特性决定了经济学是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经济学的科学性,更有赖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