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组织惰性与行业敏感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依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从组织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视角探讨了组织惰性和行业敏感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组织惰性减弱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行业敏感度阻碍了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过程。     

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深度赋能企业运营管理,增进企业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是"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探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 表明:(1)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股东、员工和社区等责任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考虑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弱化盈余管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数字化能够强化企业运营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对外信息透明度提升和对内治理优化两种机制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企业创新绩效和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融资支持与创新赋能两种经济效应.(3)环境丰富性与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在非国有产权、有政治关联和市场化程度更低地区的样本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深度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利益相关方管理和内部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社会责任、社会资本与竞争力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长株潭地区企业为例

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都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能够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本,进而取得竞争优势。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笔者以长株潭地区524家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结构方程,对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资本与竞争力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有效提升竞争力;社会资本在这一关系中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及提升竞争力的效果各不相同。研究结果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指导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影响与传导路径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能否提升企业价值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利用2015—2021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资源基础观理论，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企业资源异质性视角的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绩效、行业竞争和企业性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进一步分析得到，内部控制和运营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传导路径。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入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13-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推动其国际化，更好克服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削弱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地理距离产生的不利影响来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第三，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得良好的企业声誉，进而破除国际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第四，环境不确定性中的环境丰富性可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的关系，但是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第五，企业数字化对有国际化倾向、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导向更高的企业的国际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缺乏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本研究为佐证企业国际化中的数字效应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 ——基于双元创新视角

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韧性形成并塑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通过以广东省、江苏省等地区的339家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化转型分别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双元创新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地,企业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分别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从双元创新视角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的关系,也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通过双元创新来提升企业韧性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     

基于动机认知视角的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本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

从利益相关者对慈善捐赠动机认知的视角出发,以沪深两市235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企业慈善动机被利益相关者认知的过程分析,探讨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调节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寻求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实证结果不确定性的根源。研究表明,企业基本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判断,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随企业履行基本社会责任状况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结果。同时,基本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调节效应对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现有慈善捐赠文献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和补充,为企业慈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于网络溢出的视角

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专利数量、质量和效率);(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曲线作用关系,表明存在正向创新效应的数字化程度“门槛值”;(3)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和贸易网络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且存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4)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及数字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大。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组织韧性——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研究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异质环境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以及两者兼具的有调节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基准效应。(4)环境不确定性可以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能调节组织韧性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企业创新越能促进组织韧性稳定性的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全流程披露视角下的跨国企业供应链社会责任机制研究

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使跨国企业供应链所涉及的不同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程度产生差异，抑制了跨国企业在地区间的价值溢出功效。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基于跨国企业供应链的东道国供应商社会责任对品牌价值的溢出与消费者的反馈，分析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全流程披露机制的动机和实践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品牌社会责任的感知使跨国企业产生了通过社会责任强化相对竞争力的直接动机，供应链社会责任全流程披露机制刺破了“品牌面纱”，打通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供应链社会责任信息通道，形成跨国企业在供应链内部的社会责任激励机制。基于理论结果，提出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由主体披露向流程披露转变、引导跨国企业在供应商合同中植入社会责任条款、培育和强化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等具体建议。     

基于竞争力提升视角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社会和环境的发展亟需企业做一个好公民,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而传统的功利主义思维使很多企业消极应对,现实需求和实际进展之间差距较大。从理论和现实可行的角度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进行分析,提出企业可以通过准确的战略定位和管理,在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间找到平衡和切入点,通过这种寓义于利、义利相生的方式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依据信息经济学,探究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法律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与企业价值间的调节机制。以2012—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弱法律环境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强法律环境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企业异质性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探索式创新与社会连带的中介调节作用

利用新兴视频测量技术对企业家心理韧性强度进行测量，并以2015-2017年中国213家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并探讨在该作用关系中探索式创新及社会连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在企业家心理韧性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社会连带正向调节企业家心理韧性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关系。当企业家社会连带水平较高时，企业家心理韧性对探索式创新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更显著。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CEO变革型领导行为、数字化能力与竞争优势：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和信息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和新的生产要素,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而产生的数字化能力逐渐成为动态能力的重要来源。本文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对数字化能力进行研究,开发并设计企业数字化能力量表,拓展动态能力的来源研究。本文通过对259份中高层管理者与员工的配对数据探讨变革型领导行为、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并讨论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数字化能力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数字化运营和数字化创新分别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数字化运营,及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数字化创新间的关系。本研究从数字化能力视角拓展了动态能力的来源研究,并有效指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实践。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比较与转型——组织学习视角的分析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具有三种模式,社会责任与业务协同竞争的模式具有其特有的优势,诸多企业具有向该模式转型的必要。该模式的优势源于以该模式经营的企业的知识特点,其他企业可通过组织学习实现向该模式的转型。     

企业如何从绿色管理中获利:战略更新视角

绿色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应对政府和公众环境关切的重要战略选择。企业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能依靠绿色管理提高绩效成为重要研究问题。整合资源基础观和战略更新研究,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阐明绿色管理如何通过战略更新的中介作用影响绩效,同时分析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基于288家企业的实证结果表明,绿色管理与企业战略更新、战略更新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战略更新对绿色管理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竞争强度正向调节战略更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正向调节战略更新在绿色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有助于从战略更新视角深化对绿色管理影响企业绩效路径机制的理解,对企业成功实施绿色转型有重要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