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民间组织的公共治理功能初探

作为当代公共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已经成为加强社会公共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从社会有效运行的角度看,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民间组织的支持,推动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也要加强自律,更好地发挥公共治理功能,营造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好互动局面。     

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视角探析

近年来,人们对企业需承担社会责任已达成共识,但理论上对企业社会责任争论很大,国内外不少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角度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文章从法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立法建议,以希在制度上寻求突破点.     

企业社会责任“公共物品”论:经济学视角

文章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分析工具,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公共物品。因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特点: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正是这一特点使企业社会责任出现"搭便车问题",从而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数量少于社会所需要的数量。当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有成本的,这势必会影响到企业利润。但是,从长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所以,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寻找赚钱的机会,这样往往可以把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促使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领域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发展研究——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探讨

社会领域生活性服务业包括健康、养老、托育、文化、体育、旅游、家政等领域。借鉴公共产品理论，可将高品质公共服务界定为准私人产品，如是观之，社会领域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发展在本质上是从公共产品向俱乐部产品乃至私人产品转变的问题。从治理视角看，社会领域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问题在本质上是从层级制转向市场制及自组织制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社会领域生活性服务供给治理的综合框架，为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公共服务和高品质公共服务三类不同服务匹配相应的主导供给机制，并从主体和方式两个面向提出具体的多样化供给策略。最后，本文从政策层面提出推动高品质生活服务向准私人产品转变并构建社会领域生活性服务业多元供给格局的对策建议。     

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深层透视——基于责任博弈失衡的视角

社会责任缺失现象已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业性、产业链式的责任缺失情况不断出现,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本文在界定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概念的基础上,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对六大行业的典型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进行了归类总结,以形成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系统性分析,并深入探讨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特征：隐蔽性和长期性,从众性和常态性,破坏性和不可逆性。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源于不同主体的责任博弈失衡,需要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合监督和共同治理机制来推进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工作。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构建

本文回顾并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基于理论分析探讨利益相关者相应的权责,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并从企业动态履约的本质和企业社会资本积累的角度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企业治理结构的重新构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性有意探索:既保留“三权分立”的治理框架,又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企业治理机制构建方面还考虑到精英执政、政府、内外监督机制的融合.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公共养老保险的政府责任及其经济学解释

从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诞生、发展到近年来的种种改革走势,政府干预始终如影随形。在理论上对政府提供公共养老保险的动机进行了解析,阐释了政府责任的构成及实现,论述了政府干预养老保险的局限性。最后,从政府责任与个人责任组合调整和重构的角度,讨论了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维度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     

产业集群治理:一个基于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的视角

治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国际、国家、社区的不同领域的管理,治理的形式一般有企业治理、区域治理等。产业集群治理的提出与多重背景有关: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产业集群系统的复杂性和产业集群组织失灵的存在。产业集群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主要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来进行,而内部治理主要是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文章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集群治理结构的关系,并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探求产业集群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生成机制及治理研究——资源基础与背景依赖的视角

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很多,但对与之相对立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研究却很少,且所有研究只关注个体、组织或环境等单一层面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影响。文章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以道德决策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背景依赖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从个人、组织、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生成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不等同于公司经理的道德缺失,而主要根源于组织层面的因素如资源能力的制约、组织文化的障碍、以利润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制度层面的因素如不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社会控制的失败、政府监管的缺位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主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危机频发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公民、志愿者、第三部门和社区的高度参与,在应对各种突发危机事件中发挥出重要的功能。在我国,各方社会力量作为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参与程度日趋深入,其主体性逐渐突显,但相比之下,这种社会参与机制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社会参与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许多问题,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主体,形成功能齐全、协调有方、运转高效的社会参与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研究

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责任与企业内部控制又密切相关。本文构建两者关系的实证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 IC）的系数为0.265，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正相关关系；社会责任（ CSR）的系数为0.976，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会对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高低产生正面影响。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越大，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水平往往越高。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有效机制。     

“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     

中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需求分析与责任安排

股权结构异化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内部治理结构失衡，外部治理机制结构性失效的特征。在此治理结构下，我国的独立审计需求必然是非内生性的。从独立审计履行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分析和调整独立审计责任安排，优化独立审计责任结构是解决非内生性独立审计需求问题的一种可行思路。     

企业社会责任的多重价值博弈与长效实现机制——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当今企业的共同认知和理性选择,但在具体实践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尚存在众多约束条件,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频发.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自身利益与相关者利益”、“企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自身能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多重价值博弈均衡解.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是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得以机制化、体系化、长效化的必然选择.     

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思路和举措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传统的乡村管理模式渐渐地失去了效力,乡村治理的理念也正逐渐被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中去.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与博弈的过程,完善我国乡村治理的机制,提高治理的绩效,必须从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出发,多渠道有效地提高各主体的治理能力,完善和协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机制.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 1、强调乡村治理的主体.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的学者都比较赞同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实施管理的过程,乡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一个领域.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乡村政府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任艳妮认为,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房正宏认为,乡村治理场域至少存在三方治理主体,即基层国家政权(乡镇政府)、地方精英、村民委员会(民众).     

我国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协同机制

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在经历十几年的飞速发展后,在我国消费市场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在这一成果的背后,电子商务零售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显得突出。从电子商务零售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阐明了电子商务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重点探讨了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自身、对行业以及对社会的重要意义,最后从企业层面的营销实践上、国家社会层面的"硬约束"及"软约束"上分别提出了促进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典型案例中的社会责任问题与需求

近三年来,我国企业接连曝出系列凸显社会责任问题的事故,当中包括企业安全生产、产品质量控制,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员工权益保护等方面,对社会影响重大、使国家损失惨重.故企业在占用社会有限资源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应该担负起相关社会责任,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促进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公司治理各体系与社会责任的整体融合发展;构建完善的社会责任监督制度;构建高效的社会责任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构建完善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     

"软安全"管理: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基于社会责任现与"潜规则"博弈的视角

目前,以产品质量、商誉、信任、伦理和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软安全"管理已经成为关乎企业发展的生命线.笔者在分析"潜规则"、社会责任、企业"软安全"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闻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潜规则"与社会责任价值博弈的企业"软安全"管理模型,提出社会责任与"潜规则"价值博弈时的四项检验,并提出了加强企业"软安全"管理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