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06-201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激励效应,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大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本文结论深化了对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认识,对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投资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企业纾困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被寄予厚望。笔者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改革为契机，利用2014—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和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但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促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对民营企业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要系统认识留抵退税政策的“光”与“影”,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稳就业政策协调配合，降低制造业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并适度给予财政补贴，以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广义投资水平。     

政府推动下的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信息技术、电子与医药、生物制品三个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研发人员比重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研究了我国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研发人员比重显著高于其他企业。进一步地，本文还比较了不同税种、不同优惠工具激励效应的差异。我们发现流转税优惠的激励作用大于所得税优惠。在享受所得税优惠的样本中，税基优惠企业的研发人员比重高于税率优惠企业，但这一点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税收优惠、调整成本与R&D投资

借助税收优惠刺激企业研发,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解决R&D"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然而,税收优惠究竟能否激励企业R&D投资,国内外研究尚存争议。本文在考虑R&D调整成本情况下,对中国R&D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有助于刺激企业研发,但这一激励效应随着调整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当单位资本的调整成本超过临界值0.012时,税收优惠对R&D投资的激励效应不复存在,目前有近93%公司的调整成本低于这一临界值,意味着中国现行R&D税收优惠政策总体而言是存在激励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激励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税收优惠因抵免制而失效?——基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研究

在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当母国对来源于外国的所得实行抵免制以避免国际重复课税时,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往往转化为母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母国的投资者无法获得东道国给予的税收优惠.通过对1990～2004年实行抵克制的美国及实行豁免制和饶让抵免制的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在华直接投资进行比较,未发现美国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在华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美国对该国投资者给予税收递延,使得投资者依然能够获得东道国的税收优惠,美国实行的抵免制并未阻碍该国投资者的在华投资热情.     

基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所得税优惠与研发投入关系探析

税收政策是稳增长、调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从企业盈利能力的微观视角,分析了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运用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了交互项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所得税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激励效果强于非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可以调节这种激励效应,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加,所得税优惠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逐渐增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企业创新的多元化税收优惠与差异化税收政策等政策建议。     

中国鼓励技术创新税收优惠现状剖析与优化思路

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促进一国实现产业升级,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重要策略。本文分税种考察了中国鼓励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现状,从税收优惠鼓励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入手,分析中国现行鼓励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征与制度缺陷,提出进一步提升中国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改进措施。一、税收优惠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IPO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分析简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方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令第61号）第十五条规定：发行人依法纳税、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由此可以判断税收优惠的规范性对于IPO企业相当重要,本文重点分析IPO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及不能享受税收优惠补缴企业所得税相关的情况,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外资资金出资不到位,不予享受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待遇;外资企业转内资企业时根据不同情况需补税或不补缴;外资企业在经营不满十年时即转为内资企业时企业会补缴以前年度减免的企业所得税应计入当期损益。     

两税合一后外资企业的税收筹划措施改进分析

2008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并对实施条例及相关的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体系。这必将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筹划策略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探讨外资企业如何优化税收筹划措施。     

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改革的思考

普遍、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外资投向产业轻型化；外资企业在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均衡；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因而借鉴国外经验，将全面的税收优惠转向产业结构型；优惠重点由沿海转向内地；单一减免型优惠改为多种并存；是税收合作。     

国家出台文件鼓励外资设立研发中心，释放出什么信号？

<正>我国应积极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鼓励外资企业依托市场开展研发，增强外资企业在华研发黏性，做到“与中国一起创新”。促进外资研发中心的发展，要基于我国现行的创新体系，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研发投入是创新最基础、最核心的环节。实证研究发现,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制造业重点行业研发当下投入水平和潜在投入能力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当下抑制、潜在促进”效应且政策净效应不显著,对制造业重点行业潜在投入能力正向激励效应更强;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非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呈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企业属性和财务状况效应方向不一,控股情况整体呈负向效应。因此,要不断完善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激励制度,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需进一步明确优惠政策激励重点与优先方向,确保优惠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体现优惠政策的差异性与前瞻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北京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基于2001-200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北京制造业吸收外源技术,实现长期增长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北京制造业2001—2005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分析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北京制造业各子行业内产生的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较大以及外资企业外向型程度较低的子行业中,外资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论文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采取了各种技术控制手段来削减或杜绝这种直接投资带来的积极效应,甚至引起技术的逆向扩散。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外资在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还比较明显;按照内外资技术差距进行分组检验,发现技术差距大的一组中,外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按照外资企业开放度来分组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外资的显著性都不高,这说明在我国,外资企业的开放程度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明显。     

企业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及优化——基于江西省企业的调查

为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我国不断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目前已形成“投入—转化—产出”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通过调查发现,当前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税收政策设计复杂,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期企业和中介平台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产学研一体化和创新成果产出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欠缺等。为此,建议优化税收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和人力资本的扶持力度,合理调整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条件,并适当优化有关认定指标,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为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国家政府部门在税收与土地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外资优惠,其中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为代表。这两个税费自1985年和1986年相继设立以来,一直仅对中国公民和内资企业征收。在2010年,我国颁布和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是一个标志性的文件,该文件指出自2010年12月1日,我国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等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税,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在华外资企业一直享有的税收"超国民待遇"宣告结束。     

WTO与中国涉外税法制度之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得到了不断完善,但是加入WTO后,外资税制开始逐显弊端。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收立法规范化、系统化的程度较低,忽视立法程序,越权修改、补充法律和法规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税收优惠对内外资企业不一致,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重于外资企业,使其与外资企业竞争难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外资企业在我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非上市公司20万户企业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采用国泰安非上市公司数据库中20万户企业2005-2007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财税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互补效应,激励了企业研发投入,并且,财政补贴比税收优惠更有效。研究中,为了纠正非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披露的"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法对其进行控制。     

税制统一是否影响中国吸引外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我国对外资企业在税收上采取了一些鼓励投资和引进技术的优惠措施,采取了分地区、有重点、多层次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优惠之多、范围之广和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应当肯定的是,现有的外资优惠政策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性,对于利用外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有企业效率较低、民营经济发展饱受抑制的情况下,外资企业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活力。外资对促进增加资本存量、增加就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