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

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尝试从企业避税视角理解这一制度的潜在影响。理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与生产调整难度,这会使企业在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企业通过税收规避抵御风险的需求增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断。企业所在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0元,企业通过避税所带来的所得税现金流出会下降约2.52%。进一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更有可能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和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及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成长性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和经营杠杆系数较高的企业)。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     

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北大核心CSSCI

最低工资政策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其所引发的经济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200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促进要素替代与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度高、平均工资水平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投融资期限错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从劳动力因素视角审视企业的风险管控问题。     

最低工资与城镇老年劳动参与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保障老年群体福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区县最低工资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堆叠”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政策对城镇老年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我国城镇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1.44个百分点;(2)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男性、低技能、低财产性收入和来自东、中部地区的老年群体;(3)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高了老年群体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和离退休再就业的概率,降低了离退休的概率,也显著提升了老年群体的工资水平。根据结论文章认为,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缓解老龄化问题和提高老年群体福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本扩张与企业成本加成*

本文以人力资本扩张为切入点，构建了最低工资、人力资本扩张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框架，并使用中国1998-2013年284个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显示：最低工资上调会显著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但该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扩张的背景下得以缓解。同时本文通过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因此，适度、稳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及推动人力资本质量的整体提升有助于保持企业成本加成能力及其动态竞争力。     

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区县不同时间上的差异,在分别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工资、就业的影响后,本文重点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员工的雇佣工资显著增加6.6%,被雇佣概率下1.2%,但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1.86个百分点,且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主。对工资收入处于最低25%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显著增加3.03个百分点。(3)综合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以及进入劳动市场后就业概率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16—55岁已婚女性中就业个体的占比显著增加2个百分点。(4)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中年、低教育水平或来自西部地区的已婚女性。在劳动供需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形下,通过激活劳动力存量,上调区县最低工资标准对短期内缩小中国劳动力供需缺口有重要作用。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1998—2007年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平均工资、企业雇佣人数的关系。利用1998—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借助2006—2007年福建省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本文也证实了该结论。对于不同行业、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以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本扩张与企业成本加成*

本文以人力资本扩张为切入点，构建了最低工资、人力资本扩张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框架，并使用中国1998-2013年284个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显示：最低工资上调会显著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但该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扩张的背景下得以缓解。同时本文通过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因此，适度、稳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及推动人力资本质量的整体提升有助于保持企业成本加成能力及其动态竞争力。     

价值投资还是价值创造?——基于境内外机构投资者比较的经验研究

通过手工收集全国各地市在不同年份的最低工资数据,借助其在地域上、时间上的外生差异以及2004—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提供在职培训的关系。研究显示,第一,最低工资每增加10%,企业提供在职培训的可能性显著下降0.86个百分点。借助福建省2006—2007年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稳健性检验显示福建省最低工资的上涨使其企业提供在职培训的可能性显著降低0.2个百分点。第二,最低工资的溢出效应明显。随着企业资本劳动比、企业人均工资的增加,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没有显著性改变。第三,从在职培训的经费投入上看,最低工资每上涨10%,企业计提的"职工教育经费"显著减少2.3%。     

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采用2001—2015年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大；研究同时显示，产业智能化可以一定程度抵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负面影响，且在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最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不利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培育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企业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举措。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在搜集全国各市所有区县1999-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企业微观数据与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合并,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均值层面上,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这说明现阶段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是适宜的,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正面影响。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等途径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虽然本文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不会抑制企业成本加成提高,但仍然需要关注最低工资对企业产生的其他影响,统筹处理好维护劳动者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的关系,使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最低工资标准如何影响企业产能过剩

利用我国25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匹配到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同时,本文还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调节机制和渠道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不同规模和类型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最低工资上调会激励企业应用信息技术吗?

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是当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开展的关键环节。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营商环境质量的调查数据,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会激励企业应用信息技术。进一步,本研究还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调节机制,即劳动生产率和企业规模会负向调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信息技术投资水平的积极影响,而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积极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不过,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信息技术投入水平的积极影响会随着企业信息技术投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弱化。本研究丰富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内部资源重构影响的相关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最低工资上升是否会加速工业企业自动化?——来自中国机器人进口的思考

在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从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现实出发,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本文通过构建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上升对工业企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最低工资上升会提高劳动工资,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工资水平,促使企业引进先进的自动化设备重新组织生产,加快中国企业的 自动化升级进程;(2)与西部地区相比,位于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东、中部地区的企业进行自动化革新的概率更大;(3)最低工资上升对不同替代性风险、不同规模、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工资水平等企业的 自动化影响存在差异:替代风险越高、规模越大、劳动要素越密集、劳工成本占比越高的企业,在面临最低工资上调时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可能性越大;(4)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成本效应渠道加快中国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就业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作为自然实验,应用回归调整的差中差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青年和中年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技能群体中的男性和青年女性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低技能群体中的中年女性就业却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且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幅度越大,对就业的消极影响越大。因此,政府适当的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助于低技能劳动力整体工资水平的增长。     

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行为与企业的经营表现——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经验分析

文章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分析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行为对其经营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表现越差的出口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越大;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行为对企业经营表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影响就业增长和产出增长方面,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总体不显著。具体表现为,企业退出出口市场会对其就业增长和产出增长产生持续的显著负向作用,这说明我国国内需求尚不足以使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后继续保持退出前的就业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因此,在提倡出口转内销的同时需注重提高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存活率。     

北京市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状况与就业影响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评估了北京市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状况,并采用中介效应法分析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作者研究发现:一是最低工资对建筑业就业产生负效应;二是建筑行业最低工资的就业负效应,部分是通过技术装备率的中介效应实现的,最低工资增长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最终影响就业水平。其它原因可能是建筑企业直接减少招聘、裁员来应对人工成本上涨;三是最低工资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并没有作用于就业水平。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与企业外资持股行为

本文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外资持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向上调整对外资持股的影响存在双重异质性效应:一是资本异质性效应,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港澳台资持股比例的负面影响显著大于对外商持股比例的影响;二是行业异质性效应,外资持股减少的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较强,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较弱。进一步探索性分析显示:港澳台资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同时工资分布更偏向于最低工资标准邻近区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增加了企业陷入外资与实收资本双减困境的概率。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纠正样本自选择行为,还做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发现以上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最低工资提高会增加农民工收入吗?

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数量的持续增加,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显著提高,最低工资的作用和影响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应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库和一些宏观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流动人口就业、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仅有微弱的影响,仅对女性和中部农民工的负面影响显著。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后,会显著增加男性及非国有企业农民工的工作时间。     

技术创新网络节点退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网络节点退出会影响网络稳定性甚至导致网络瓦解。以电真空材料和蓄电池行业专利数据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统计分析法，从个体层、关系层和网络层3个维度对影响企业退出网络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源能力越强、节点中心度越高、规模和密度越大，越能降低企业退出意愿；有合作历史经验的企业更倾向于留在网络中。     

最低工资标准、居民收入不平等与共同富裕——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分配格局，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及2014年3轮调查形成的面板数据和与之相匹配的区县层面最低工资标准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0元，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0.024,具有明显的经济效果。通过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或用各类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保持。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主要通过收入效应使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获得提升，进而缩减了其与中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本文并没有发现就业挤出作用存在的明显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