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技术进步影响农民工就业和收入了吗——来自劳动力异质性视角下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测度各省技术进步水平的宏观年鉴数据，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异质性农民工中的低技能农民工就业“降级”,中等技能农民工就业“极化”,而高技能农民工就业“升级”。(2)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异质性农民工就业岗位升级和技能溢价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中等技能与高技能农民工的就业向上流动、技能溢价，尤其是对高技能农民工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按岗位分组后发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导致高端岗位内部对农民工技能溢价的提升大于中端岗位的影响，并且高技能农民工在高端岗位内的技能溢价最明显。     

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

基于劳动者的群体决策特征探讨农民工过度劳动问题，可以为缓解过度劳动创设有效政策干预提供参考。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同群效应角度研究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群体特征和作用机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发现，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同区县农民工过度劳动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工个体过度劳动的概率显著增加0.73个百分点。机制分析发现，同群农民工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社会模仿以及形成的收入渴求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且低学历农民工的过度劳动行为具有更强的导向效应。本文研究证实了过度劳动行为决策的群体性特征，利用同群效应可以实现劳动力市场治理效果的延展性。     

患寡亦患不均：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民工过度劳动

本文以基本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特征为切入点，利用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不同养老保障水平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过度劳动属于预防性劳动供给行为，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过度劳动、重度劳动的概率较大，超时劳动时间较长；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再就业概率较大。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老一代、受雇、从事制造业和高工资水平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稳定收入预期的作用有限，收入预期不稳定促使农民工过度劳动；另一方面，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使外地农民工产生“局外人”心态，由此引发的预防性劳动供给动机致使其过度劳动。本文认为，应适度弥合两类基本养老保险的福利差距，充分发挥养老保障稳定农民工收入预期的作用，以缓解其过度劳动。     

就业技能培训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落实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的主要目标,基于欠发达民族地区调研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就业技能培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就业技能培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其中,餐饮服务培训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然后依次为维修与手工艺培训和种植养殖培训;按照民族类型分组研究发现,就业技能培训对少数民族农户家庭的收入影响效应更大。同时还发现,土地规模、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勤劳能力、学习能力、家庭规模、劳动力状况、人际关系、宗教信仰等均显著作用于农户收入。     

农民工培训工作待改进

近年来，政府组织的农民工培训项目不断增加，参与的部门也越来越多。由国家有关部委牵头组织实施的农民工培训项目主要有农业部组织的“阳光工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教育部组织的“中等职业教育扩大招生计划”、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研究——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个案

本文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 ,从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研究表明 :①进城农民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很低 ,他们参加劳动的年限甚至具有负作用 ;②对进城农民来说 ,城市生活本身具有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意义 ,而务农经历可能导致消极的影响 ;③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改变女性在收入上的弱势地位。可以认为 ,由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体制障碍 ,从而难以实现人力资本的配置功能     

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数字素养是农民工融入数字社会,提升就业质量,享受数字红利的关键。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数据（CFPS）,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不同维度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技能学习类”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社交娱乐类”数字素养。（3）数字素养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4）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人岗匹配、维护和拓展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将数字素养纳入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育体系、实现数字素养培育的群体适配性、规范数字就业平台以保障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教育回报的迁移效应及异质性考察——基于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迁移对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解析并检验了农民工教育回报迁移效应的存在性和异质性,并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了选择偏差。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存在迁移效应。与本地农民工相比,外出农民工虽然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但却获得了更高的教育回报。第二,农民工教育回报的迁移效应存在门槛值。只有达到一定的教育程度,农民工才能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第三,在剥离了城市层面的因素后,农民工教育回报的迁移效应依然存在。在大城市,这一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应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的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以促进农民工教育回报的提升。     

现阶段下四代农民工的落户意愿和身份认同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把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与“老一代”已经难以准确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世代结构变迁。本文以十年为一代将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分为60后、70后、80后和90后，利用2017年国家卫健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SPSS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尽管农民工的世代变了，性别结构变了，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他们的收入提高了，境遇有所改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落户城市，也并不比老一代更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曲线研究

20世纪 60年代兴起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的框架下 ,对从属于“低端”劳动市场或次级劳动市场的低技能劳动力进行了研究。作者探讨了预算硬约束下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规律 ,区分了两类特殊的供给曲线 ,并得出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曲线的Y字形可行区域。文章最后以我国的农民工现象为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农户非农就业、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与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基于产粮大县1422份调研数据

农户选择亲环境农业技术是治理农业污染、改善耕地质量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视角,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同时甄别了对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正人口效应和负收入效应,其中,正人口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多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而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两类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调节作用下,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正人口效应逐渐减弱;负收入效应被显著抑制。而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人口效应得到一定抑制;负收入效应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但少有研究从生命周期视角探讨留守经历与儿童长期发展的关系。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4个维度6个指标的多维测量框架，系统考察了儿童期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贫困率很低，但多维贫困率较高，健康和社会保障维度贫困是其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原因。(2)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状态和多维贫困指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3)留守经历对女性、“90后”、短期流入、省内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影响更大，父母双方均外出型比父母单方外出型留守经历的作用更明显。(4)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留守经历产生多维贫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显著负面作用。因此，有必要制定针对性政策提升农村留守儿童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减轻“拆分型”家庭模式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     

制度约束下的农民工移民倾向探析

在制度的约束下，农村劳动力要实现在城市定居的目标一般需要经过两个过程。本文选择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和外出年限4个变量，利用江西外出务工农民的移民倾向调查资料和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了影响农民工第二过程迁移决策的因素。基本结论是：较高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长的外出年限导致更明显的移民倾向；在第一过程迁移中存在的受教育程度与迁移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第二过程并不存在；是否享有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民工的移民倾向没有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工资水平的决定:正规教育还是技能培训?——基于江苏金湖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金湖县92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t模型和排序Logit模型,讨论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是否正规就业和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正规教育水平和长期培训共同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机会,而技能培训则决定了外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且技能培训对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在正规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农户通过投资技能培训也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具体而言,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和工资水平,且长期培训较短期培训作用更大,但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拥有技术职称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其正规就业的概率越大,且其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越高。     

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非农收入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以对2006年江苏省南京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扩展的明塞模型,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各个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培训和当前工作的持续时间对农民工的收入起着明显的作用.因此认为,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培训技能,同时健全城市断裂的劳动力市场,稳步积累农民工城市工作经验,增加其获得城市非农工作的机会,增强其城市工作的稳定性,提高其转移后的收入,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     

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家乡社会资本与回流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外出迁移会形成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有别于普通劳动者,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回流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采用调研数据,首先分析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家乡社会资本及其交互项对回流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发现经营型与低技型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更加依赖于社会资本禀赋。接着,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不同收入层次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低技型与经营型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可获得中高水平的收入,而高技型人力资本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较少依赖于社会资本。研究结论揭示并验证了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对回流农民工收入的直接贡献以及家乡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别人力资本报酬率的交互影响差异。该结论对于农民工个人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基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的考察

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已有研究较多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及其收入效应进行考察,而本文基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不足的客观事实,力图从其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双重视角考察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主要发现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支持"人情资源"假说.即农民工个体可以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促进其收入增长的有价值信息;农民工社会资本具有正向显著的反馈效应,确切地说,就农民工群体平均而言,收入每增加100元中约有21元用于投资其社会关系的维持或拓展。以上结论表明在人力资本禀赋约束下,农民工对其社会资本的经营是实现其长期续留城市的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