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HNS的面板数据分析

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后扶贫"时代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2011年、2015年三期面板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探究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对收入贫困还是能力贫困抑或是权利贫困,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均能起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而且,女性非农产业劳动参与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农户可行能力水平。改变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度量方法,验证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均具有显著缓解作用,表明结果稳健。可见,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能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释放女性减贫动能。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释放家庭潜在生产力;另一方面应最大限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为女性就业营造公平环境,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将总体贫困脆弱分解为慢性贫困脆弱和暂时性贫困脆弱,同时考察贫困脆弱动态与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程度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慢性贫困脆弱;慢性贫困脆弱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U型关系,与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暂时性贫困脆弱比重则相反。     

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基于生计策略转型视角

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事关全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文章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2020年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测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较2018年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务农型农户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分别提高了5.83个百分点、7.43个百分点;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多以暂时贫困为主,占比20.24%,远高于长期贫困的12.83%。（2）社会资本对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中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尤其对务农型农户的缓解效果最为显著。（3）个人及家庭特征、村庄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脆弱性理论,文章结合农户生计风险及外部环境冲击,构建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分析框架,并采用基于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识别农户相对贫困,按照不同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     

健康、劳动参与及中国农村老年贫困

随着人口的逐渐老龄化,中国即将面临巨大的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本文主要验证健康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运用CHNS数据,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①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居民的劳动参与显著增加,贫困发生显著下降。此外,相对城镇居民和青壮年农村居民而言,健康对农村老年居民贫困的影响更加显著。②健康状况的改善能够提高农村老年居民的福利比率。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农村地区健康基础设施和医疗保障的投入,是减缓农村老年贫困和应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详细探究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LS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灾害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来看,政府补贴、多元经营、高受教育程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更换贫困线及脆弱线标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家庭收入因素是自然灾害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农户健康、交通运输因素次之。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重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监测,加大保险力度及完善路面交通体系,并倡导农户开展多元经营、提升人力资本。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目的]研究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提供借鉴参考。[方法]文章基于新疆南疆三地州1 25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VEP方法对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使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南疆三地州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331,贫困脆弱发生率为16.93%,且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地区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地区。家庭能熟练说普通话人口占比、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业保险情况、社会资本、是否收入多样化、所在村庄地形、是否通公交车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健康冲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据此提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促进农户积极投保农业保险、提高农村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范围、重视农户健康贫困脆弱性等建议。     

西藏贫困的脆弱性和多维性*——以昌都、日喀则为例

［目的］贫困是伴随人类发展社会进程所出现的世界性问题，农村贫困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定量评估农村贫困的多维性和脆弱性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贫困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能为制定针对性的扶贫对策提供有力支持。［方法］以西藏典型贫困区昌都和日喀则为例，采用入户调查方法获取一手研究数据，对贫困户多维性和脆弱性进行定量测度和评价。［结果］研究区贫困类型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设施缺乏型、金融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缺乏型、生计途径缺乏型； 研究样本脆弱性指数最大值为097，最小值为-023，平均值为036，不同家庭结构和生计策略下贫困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不同家庭结构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家庭收支和贷款，不同生计策略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生计多样性、抚养比、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支； 样本户由单一维度引起的贫困现象较少，主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的多维贫困，生计策略以多样型生计策略为主。［结论］研究结论对理解西藏典型农村地区的贫困特征及其精准脱贫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为清晰识别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程度,为后续精准扶贫政策及牧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以边疆民族地区牧户为研究对象,分别以1.25美元、2美元和2300元为贫困线标准,运用VEP估计方法对牧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畜牧业生产行为与草原生态政策选择行为4个层面综合构建牧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Logit计量模型。[结果]牧户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发生率为4.07%和63.47%,其中贫困和非贫困牧户的贫困脆弱性分别为96.88%和62.06%。户主年龄、家庭规模以及绵羊、牛、奶牛、马和山羊的出栏数量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反向显著关系,而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出栏羊单位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显著正向关系,选择禁牧与草畜平衡牧户的贫困脆弱性更低。[结论]降低以中青年为主的牧户的畜牧业风险,构建中小牧户链接到现代农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鼓励牲畜种类多样化以及持续实施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生态政策,是降低牧户贫困脆弱性与提升可行能力的重要路径。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 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 （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 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家庭脆弱性的研究述评

农村家庭脆弱性问题是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自脆弱性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不断增多,我国对脆弱性的研究多集中在自然生态系统,而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在家庭层面的脆弱性研究上更是凤毛麟角。当前农村家庭脆弱性的研究主要有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概念、评价、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其评价和测量指标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     

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为防范农户陷入贫困和解决农村贫困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研究方法:本文借助2016年湖北省1682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法,分别考察国定贫困线、1.9美元贫困线和3.1美元贫困线下不同类型土地有无转出和转出面积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土地转出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且农户贫困脆弱性随着转出土地面积的增加而降低;从土地转出的异质性来看,水田转出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为明显,旱地转出的效果次之。研究结论:应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户收入,从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向较为隐形的相对贫困,而贫困脆弱性作为贫困防治的重要指标,对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减缓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资产占比、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在金融素养影响贫困脆弱性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影响风险资产占比、鼓励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来降低贫困脆弱性。     

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湖北省长岗村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问题,提出治理农村贫困不应仅仅以某一固定的贫困线作为依据,而应以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为目标,消除困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和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     

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新时代扶贫事业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扶贫对象逐渐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文章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理论框架下，利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3FGLS）法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估计。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常用脆弱线0.5下，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25%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12%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在城镇相对贫困线下获得的结果远高于在全国相对贫困线下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该结果也表明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能够有效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     

互联网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已全面摆脱绝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统筹考虑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能够为巩固脱贫成果、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具多样化的思路。作为能够有效兼顾二者的途径，网络扶贫在贫困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CFPS(2018年)数据，用Probit模型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改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显著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促进电商参与，降低金融排斥”以及“促进非农就业，丰富收入来源”是互联网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与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本文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细分、专业化脱贫地区的互联网基础建设，拓宽互联网知识普及与应用的广度并挖掘其深度，使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发挥更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