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3年CHNS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贫困,而且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脱离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或非贫困)家庭在脱离(或进入)贫困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脱贫后都进入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大多数情况下非贫困家庭在进入贫困后都分布在离贫困线较近的收入阶层;贫困家庭在脱贫后并不具有较强的维持非贫困状态的能力,同时,刚进入贫困的家庭与之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在脱贫的机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浅析

本文立足于动态视角,利用CHNS农户匹配样本,探讨家庭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退出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农户贫困更多表现为暂时性贫困,保持贫困所占比例相对较小;（2）健康冲击不仅在短期内造成家庭收入的下降,而且会影响家庭的长期收入水平;（3）健康冲击加大了非贫困户进入贫困的风险,从而对家庭的长期贫困产生影响,迫使家庭陷入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     

中国农村贫困的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以被调查的农村住户为单位，考察了现阶段衣村贫困的规模、发生率、类型、程度，农村贫困住户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以及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村贫困的调查发生率仍然较高，农村贫困的深度、强度和对扶贫投入力度的要求都有所上升，但按国定贫困线计算，农村扶贫压力仍在国家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在家庭人力资本、物质性经济资源、结构性社会地位以及关系性社会处境等方面，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在多数情况下存在明显差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短缺、物质资源不足、社会结构制约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可以部分地或不同程度地解释贫困的成因。最后，本文提出，农村反贫困战略应当重点解决持久性的贫困。     

我国农村居民疾病与贫困的相互作用分析

本文首先探索了因病致贫与因贫致病的作用路径,其次利用CHNS七轮农村样本户的调查数据,对疾病与贫困间的相互关系及动态发展作用过程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贫困现象得到了显著改善,但也存在反复与波动;贫困户更易受到健康冲击,对医疗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医疗负担过重;疾病仍然是我国农村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动态视角分析,家庭健康冲击在短期内给家庭造成的影响更大,致使家庭陷入暂时性的贫困境地,而给家庭带来的长期影响要小得多,同时农村因病致贫与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过程也有所遏制。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研究

基于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T指数测度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利用贫困转移矩阵分析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消费贫困程度增强,绝对贫困尚未缓解,相对贫困更加严重;农村家庭以暂时贫困为主,极少数农村家庭是慢性贫困;多数贫困家庭能快速退出贫困,少数非贫困家庭进入贫困。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况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贫困程度最轻,中部地区慢性贫困最严重,西部地区进入贫困概率最大。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分析可为我国消费贫困帮扶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人口流动常态化、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样态不断贫困化,了解并分析农村地区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现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的追访数据,从子女代际支持视角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比重分别为:55.34%(经济贫困)、53.03%(健康贫困)、34.58%(精神贫困)。二是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少,月均经济支持额在一百元左右,照料支持随着农村父母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而精神支持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三是不同类型的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存在一定程度的缓解效应。     

食物价格变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2—2007年中国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所属20个省份的农村数据考察食物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分别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农村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在不同区间内,农村居民食物零售价格、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差异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食物价格对农村贫困有重要影响;农村居民食物零售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随着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提高呈现出近似倒U型的曲线关系;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随着农村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增大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但始终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河北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及预测模拟

［目的］开展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和贫困耦合关系的演变及预测模拟研究，为研究区统筹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政策依据。［方法］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和贫困评价体系，运用系统耦合模型和GM（1，1）预测模型，对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研究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进行了分析，并对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两系统耦合关系进行了预测模拟。［结果］（1）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度指数呈下降趋势，由0902下降到0761，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略有下降，由0438下降到0412。（2）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耦合类型由拮抗时期过渡到磨合阶段，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型转变为濒临衰退型。低水平耦合县主要分布集中在太行山北部山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北部燕山山区和南部太行山山区各县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3）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和贫困度指数都在降低，两者的耦合度在不断提高，耦合类型处于磨合阶段，接近于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在不断降低，协调类型由濒临衰退型过渡到勉强协调型。［结论］快速提高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片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城乡人口流动能否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我国流动人口子代能否摆脱贫困的桎梏,对于我国巩固脱贫成果与衔接乡村振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以及2017年的跟踪数据,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进行测量,为了弥补已有研究仅仅关注到的父代和子代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整体的视角来探讨代际间贫困的传递,旨在探索贫困代际传递好转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子代层与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共计对代际收入传递提供了16.79%的贡献率,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为家庭层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对男性的影响较大而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影响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大。基于上述研究,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类型、家庭创业、家庭负债等方面的帮助和政策引导,以期实现长久的脱贫和稳定。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 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 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 （1）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²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现象；（5）由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可知，贵州农村的贫困程度表现出较强烈的空间关联性和组织性，贫困程度的结构空间分异引起的贫困程度空间关联作用范围呈缩小的趋势，且由随机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异质性呈下降趋势。结论 夜间灯光遥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贵州的县（区）域农村贫困化程度，能够较客观地反映贫困变化。2003—201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高的区域持续减少，减贫效果显著。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相对贫困长效治理——基于隔代照顾的视角

在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度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基础上,本文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相对贫困发生率,幅度约为2.38个百分点;从隔代照顾视角,老年人领取养老金能够增加家庭对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劳动力供给,从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领取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好,但囿于保障水平,对深度相对贫困的作用有限。     

中国农村贫困机率的变动分析——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时期的经验

本文利用Logistic模型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88年和1995年的大样本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旨在对中国农村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的贫困变动及其因素进行探讨。根据本文研究,家庭居住的区域及地貌特征、非农就业以及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口数量是中国农村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而本文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也验证,少数民族贫困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也正在于其更多地居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户多维贫困程度与特征分析——基于山西农村贫困监测数据

运用UNDP关于M P I计算方法,使用2009年山西省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算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6.1%的农户处于多维贫困中,教育维度贫困率17.8%,健康维度贫困率16.2%,生活水平维度贫困主要表现在生活燃料、住房、饮用水方面;多维贫困发生率与收入贫困发生率存在相关关系;不同区域农户多维贫困存在较大维度与程度差异。     

家庭特征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基于西海固分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业增长乏力、资源开发遇到环境约束的背景下,开发式扶贫必须实现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重点向以农户人力资本开发为重点转变。本文利用宁夏8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72个村720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Probit模型分析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分布的家庭特征以及家庭特征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外部环境约束既定的条件下,家庭特征对农户贫困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有效扶贫则必须瞄准贫困户,建立针对低收入群体、以提高农户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政策干预。     

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分地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一般认为总体的经济增长对贫困的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认为,一般的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度降低贫困发生率,但也可能导致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更加恶化,而且这种可能的副作用会因地而异。本研究使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作为测度贫困的三个指标,以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农业资源禀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为特征选取两个样本,探索并验证农村地区人均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贫困的三个指标变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扶贫政策取向的建议。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详细探究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LS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灾害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来看,政府补贴、多元经营、高受教育程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更换贫困线及脆弱线标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家庭收入因素是自然灾害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农户健康、交通运输因素次之。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重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监测,加大保险力度及完善路面交通体系,并倡导农户开展多元经营、提升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