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汪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汪沟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城区北2公里汪沟村南濒临索河支流故道的岗地上,是豫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一处高等级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2014-2016年三个季度的发掘中我们系统采集了浮选土样,浮选结果显示:汪沟遗址的农作物有粟、黍、稻和大豆,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是汪沟遗址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稻作农业所占比重很小,大豆种植也较少。国电荥阳电厂热源入郑管网工程发掘区植物遗存出土密度较高,可能是遗址的居住区,遗址靠近壕沟的区域植物遗存相对较少。     

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植物资源的利用--以河南新乡尚村遗址为例

尚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是豫北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18年在尚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在遗址发掘区采集土样11份,并进行了浮选。浮选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和大麦三种农作物,以及其他6种杂草类和一些果壳类等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次之,未见水稻、大豆,说明以尚村遗址为代表的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的农业结构应该是以粟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此外,尚村遗址发现葡萄和一些碎果壳,说明当时人类还从事植物采集活动,这可能是一种辅助类农业生产活动。通过与中原地区其他遗址浮选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豫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为主,豫西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豫中地区为稻旱混作的特点。本次植物遗存的研究为探讨豫北地区农业结构特点提供了新的思考,加强了我们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的区域性认识。     

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农业特点再思考——以新郑望京楼和荥阳车庄遗址为例

新郑望京楼遗址和荥阳车庄遗址皆位于中原地区,是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望京楼遗址和车庄遗址共采集到各个时期样品466份,共出土炭化植物遗存63781粒。两处遗址皆呈现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的特点,但不同时期遗址的农业生产随时代变化的特点比较明显。本文结合中原地区多处遗址的浮选结果,一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发展的两个转变,即“夏商之变”表现为小麦地位的上升,“商周之变”表现为水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分析了聚落等级对水稻食用的影响和政治因素对旱地食物的影响。     

云南滇池地区石寨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研究——以晋宁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分析为例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是一处重要的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2014年,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采样和浮选工作。浮选发现了小麦、稻、粟、黍、大豆等炭化谷物和大量的稻基盘,以及丰富的杂草种子。在炭化谷物中,稻、小麦和粟的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较高,应当是主要的农作物种类。黍、大豆和赤豆的数量百分比及出土概率较低,是辅助性的农作物种类。基于农作物加工废弃物及杂草种子的分析,我们认为河泊所遗址的稻为本地种植。此外,结合光坟头和学山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来看,石寨山文化时期滇池地区已开始了小麦、稻、粟、黍、大豆及大麦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云南地区主要的作物结构在此时期已经形成。     

邹平丁公遗址(2014)龙山文化植物大遗存的初步分析

2014年秋季对丁公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系统采集了植物考古研究样品。文章报道龙山文化时期灰坑、地层等遗迹单位浮选到的炭化种子果实情况。植物组合包括农作物和非农作物,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其中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占有相当比重,小麦比较少。非农作物类植物遗存数量比较多,包括农田杂草和野生植物。炭化植物遗存为了解丁公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植物利用、生计模式、农业生产和环境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表明,农业为聚落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同时也可能广泛利用聚落周围的野生植物资源。其中农作物以粟为主,黍为辅,同时种有大豆、水稻和小麦,反映多种农作物并存的作物结构。植物遗存的出土背景分析显示,发掘区的东南部出土植物种子密度较高,且多出土农作物种子,推测是平粮台遗址先民活动比较频繁或可能是农作物消费区域。     

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

一、从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小米看旱农生产起源谷子(粟)是我国栽培最古老的作物,可以用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实物加以证实,在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的新石器时代,即广泛种植谷子。出土这一时代谷粒、谷穗、米粒等碳化物的就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西安半坡遗址、河南郑州大和村遗址、     

西北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作坊遗址人群的食物结构研究——以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为例

手工业作坊遗址研究是近年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系统鉴定和AMS14C系统测年分析,发现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年代为390-90 cal BC,属骟马文化晚期阶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中期。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早期铁器时代人群摄取的食物是以大麦为主,小麦、粟和黍为辅。炭化农作物遗存全部出土于房址内遗迹,占所有植物遗存的94%左右,未发现作物穗轴,暗示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并非本地种植。与同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新疆东部、青海东北部、中原地区、甘肃东部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矿区农作物主要来自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的骟马文化区。本研究从侧面显示出,古人类在早期铁器时代骟马文化晚期的跨区域交通运输体系和食物资源的调配为玉矿开采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也为探讨河西走廊早期铁器时代的经济模式提供了重要证据。     

粟·黍·猪: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形成与发展

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种养结合的农业结构性组合。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生业模式等诸多方面出现的变化揭示出这一时期农业发生的条件已然具备。粟、黍、猪等构成旱作农业类型的农业对象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诸多遗址的相伴出现表明一种农业结构性组合的雏形开始产生。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以来是旱作农业类型最终形成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北方地区旱作农业类型的逐步趋同;农业生产在人类生业模式中逐渐成为主体;农业结构性组合的逐渐完善;种植制度和饲养策略的理性发展;诸农业对象生产方式的相互兼容;种植业和养畜业构成对象的多元化等。旱作农业类型在北方地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值得进一步深思与讨论。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是一处与冶铸有关的遗存。2013年发掘采集到的植物样品,年代跨春秋晚期、战国和西汉三个时期,出土了粟、黍、小麦、大豆、水稻五种农作物和种类较丰富的杂草种子等炭化遗存共计5855粒,为本地区东周至西汉农作物结构、食物种类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这批植物大遗存考古背景的分析显示,与冶铸关系密切的灰坑,其农作物所占比例远低于其他灰坑。就窑址而言,推测为熔铁炉的两组排窑出土农作物数量较少且种类较单一,杂草较多,或主要来源于与冶铸有关的行为;来自两座独立砖瓦窑火膛部位较多的植物数据则提供了作坊生产活动过程的一个侧面。此外,一份采集自春秋晚期堆积的样品包含大量谷物,随牛骨伴出,构成了对其祭祀、宴飨遗存推测的重要证据。本研究显示出植物遗存在判断遗迹堆积性质方面的潜力。     

云南澄江学山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研究

学山遗址位于云南澄江县境内,是一处石寨山文化(约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1世纪)遗址。笔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发掘采集的浮选土样中选择23份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了系统分析。上述样品共发现138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7种农作物和20余种杂草,另外发现少量果类遗存。农作物以小麦数量最为丰富,且籽粒形态差异较大,值得注意。农作物遗存中的稻谷数量也很多,其他农作物遗存还包括粟、黍、荞麦、大豆和大麦。可见学山遗址农作物结构以小麦与水稻为主,以其他种类农作物为辅。     

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农业组织模式初探——以郑州地区为例

居于中原腹地的郑州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之一,仰韶文化中晚期是该区聚落与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发展并开启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揭示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对深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郑州地区10处遗址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和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发现粟黍旱作农业是该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生业经济的主体,野生植物资源已属零星采集的范畴。成熟的定居农业社会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且不同地貌单元遗址间具有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平原地区,大型遗址的农业可能属于“自产自消（消费）”的运行模式,但不排除与区域内其他农业聚落进行农作物贸易交流的可能性;在台塬地区,农业生产很可能集中于中小遗址,大型遗址不会或仅有限地进行农耕,其消费的作物可能大多属于“外部供给”得来。这些有组织的农业生产以及作物流通与再分配活动,既表明大型聚落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又反映区域内聚落的功能分化和交流网络的形成,为人群和聚落间等级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促使仰韶中晚期郑州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原早期国家的最终勃兴。     

元上都西关厢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

在元上都西关厢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进行了植物遗存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荞麦、小麦、大麦、大麻、豌豆的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蓼科等非农作物植物种子以及一定数量的炭化木屑。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并与遗址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综合起来分析,为深入研究元上都先民的生业经济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

<正>在燕山山脉东段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山川秀美,沃野无边,它因有八千年的历史文化遗存,而被考古学界称为华夏第一村;因有优美的生态环境,而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环境五百佳。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里是世界旱作农业的发源地。敖汉旗历史文化悠久,早在一万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全旗境内有古文化遗存3000多处,尤其是以当地地名命名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沿四种史前文化,以其丰富的遗存,填补了中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黍     

早期国家阶段城市农业经济管窥——以殷墟大司空东遗址点2017年度植物大遗存分析为例

大司空东2017年度浮选出的植物大遗存，不仅展现了晚商时期殷墟遗址的农作物结构情况，更为探讨早期国家时期城市的经济特征提供了丰富材料。结合考古背景对具有指示农业生产意义的植物遗存进行的数量分析、空间分析显示，作为城市的殷墟遗址内确实存在农业生产活动，且农业活动区域经过一定程度的规划。二里头文化时期至西周时期几个都邑性城市内植物遗存及农业工具的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城市与农业经济密不可分，农业生产活动受到城市管理者干预的认识。     

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

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地理环境为农业在这里发生准备了很好的条件。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面貌：（１）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河东地区的分布及其所揭示的这一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农业植被状况。（２）新石器考古在这一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生产工具所反映的农业生产水平。（３）这一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作物标本所反映的这一地区当时的种植结构。（４）这一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家畜家禽骨骼及有关动物标本所反映的这一地区当时的畜牧业结构。最后，作者根据民族志资料和河东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数量，对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人口及粮食产量与耕地进行了估算。     

黄河中下游几处遗址大豆属(Glycine)遗存的初步研究

关于大豆的起源,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考古数据的积累对厘清大豆起源及其传播过程有重要意义。本文报道近年来黄河中下游几处遗址的大豆属遗存新数据,分析南洼等遗址大豆属种子的形态演变和驯化程度。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至汉代,大豆属种子尺寸呈现逐步增大的发展趋势。从大豆属种子的历时发展来看,东盘、南洼和陈庄遗址的野大豆均处于最小值范围,从龙山至西周时期仍有一定量的大豆种子显示偏"野"的特征。南洼遗址二里头和殷墟时期大豆的尺寸落在野生与驯化的中间区域,陈庄遗址西周时期大豆的尺寸则已处于较大值内。综合其他夏商时期的大豆数据来看,这一时期大豆的栽培和驯化一直持续着,并且大豆种子的生物性状演变较为稳定,并未像龙山时代的大豆属种子一样可以聚合为两大类。至汉代,南洼遗址大豆的数据已经非常明显占据了最大值,农耕工具的发展可能深化了大豆种子大粒型的发展。     

近代东北地区大豆三品贸易研究

一、近代东北地区大豆生产与大豆三品贸易的条件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大豆生产国和发源地，相传公元前2800余年的《神农本草经》就有大豆的记载。东北种植大豆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在吉林永吉挖掘出土的春秋初期大豆碳化种子，较中原地区的文物旱400余年。东北近代大豆在生产数量、质量上都位居全国之冠，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产量的30-40％左右。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石器及陶器上残存淀粉粒反映的古人类植食性食谱——四千年前的麦作农业

西金城遗址淀粉粒分析表明,来源于小麦族(the Tribe Triticeae)大麦属(Hordeum spp.)的淀粉最多,约占淀粉粒总数的70%,其次为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此外还有少量疑似高粱属(Sorghum spp.)、豆科(Leguminosae)及块根块茎类植物淀粉粒。据此结果可推断,西金城遗址的先民采用了多种作物混耕,并辅以少量采集经济的生计模式。其中尤其是大量大麦属淀粉粒的发现表明中原地区的先民早在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开始种植麦类作物,这对研究麦类作物在中国的起源、传播及扩散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器物不同部位残存的淀粉粒也可以有效对其用途进行判定。     

培育优质水稻良种大力发展精品农业

闵行区位于上海市地域腹部，黄浦江纵贯南北，分浦东、浦西两部分，面积近372平方公里。闵行区属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目照足，雨量适中，无霜期较长，适合水稻种植。位于马桥镇俞塘村的马桥古文化遗址是太湖地区典型的文化遗存，遗址出土商周时期耕种水稻的石犁及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