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报柔性监管与企业短期业绩——基于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治理理念下的柔性监管是一种与命令控制色彩浓厚的传统监管相对应的新型监管,体现了治理理念中的权力中心多元、重协调与互动、重过程的基本特点。本文以2015~2018年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上市公司短期业绩角度探究了交易所问询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交易所问询后企业短期业绩显著下降;年报问询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高管变更对企业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交易所问询对盈余质量更差、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能力较弱的企业财务业绩负面影响更大。研究丰富了监管问询经济后果相关文献,对监管机构创新监管方式、缓解监管问询的处罚效应以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也具有增量意义。     

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为研究对象,以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且问询函的严重程度越高,即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量越多、公司被问询次数越多、越延期回函,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为严重。文章丰富了关于交易所问询函经济后果的研究,为证券交易所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维持良好资本市场秩序提供了经验证据。     

年报问询函对被问询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18年深交所发放年报问询函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年报问询函这一非处罚性监管方式对被问询企业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年报问询函制度对提升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正面促进作用,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年报问询函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上市公司,对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上市公司以及非国有上市公司,该效应并不显著。本研究为年报问询函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实际证据,其政策启示在于,应继续实施并强化年报问询函监管制度,对于被问询后仍存在重大纰漏或失范的上市公司,应加大对企业及其高管的信息曝光和惩戒力度,从而增强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两职合一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震慑力度。     

问询函监管会导致审计师变更吗？——基于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19年数据,从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审计师的角度探讨问询函监管机制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进一步从审计供给方与审计需求方两个角度对审计师变更进行深层次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监管机制更易导致公司辞退不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风险较大的公司收函后更可能发生审计师变更。最后对年报问询函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量多以及年报问询函会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丰富了问询函的经济后果分析,也为审计师和客户关系重构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非处罚性监管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问询函的实证分析

年报问询函制度是我国证监机构推进监管公开、强化事后监管、助力监管转型所做的制度性创新.在这种监管压力下,企业是否会调整税务筹划战略?文章以沪深交易所披露的发函日期为准,选取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收到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司税务筹划行为的变化.结果表明,与未被问询公司相比,收到年报问询函后企业税务筹划行为显著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以并购重组类问询函为代表的非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税务筹划具有抑制效应;当区分企业产权性质时,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理论成果,扩展了企业税务筹划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并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有借鉴作用.     

"深港通"能否减少交易所监管问询?——来自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5-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数据,检验了"深港通"交易机制对企业年报问询函接收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深港通"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被交易所问询的概率和次数,并且能有效改善企业披露的年报中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能显著加强"深港通"对上市公司年报问询函接收情况的负向影响作用.在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分板块的研究中发现,"深港通"机制对中小板企业和创业板企业的影响作用更显著.研究表明,"深港通"机制在发现和防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后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理论证据.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

会计信息缺乏稳健性损害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是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显著提高了被问询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且当同一年报被问询次数越多、年报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年报问询函需要中介机构发表意见、企业延期回函时，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负债率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效果更佳，同时监管依赖于信息环境，当企业信息环境较好时效果更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年报问询函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独立董事履职独立性和强化投资者关注来提高会计稳健性。结论表明，年报问询函能有效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发挥一线监管职能，为监管层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分级分类监管”及提高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提供了政策思路。     

年报问询函能提高MD&A信息披露质量吗北大核心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的增量信息价值如今愈发受到广泛关注与肯定。问询函作为一种非行政处罚性的监管手段,是否能提高MD&A的信息披露质量呢?以201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与上市公司的MD&A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下发将引起收函上市公司MD&A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且这种积极影响在非国企、股权集中度较低、两职分离、分析师关注度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显著。     

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如何影响审计收费?——基于风险揭示效应和风险传导效应的检验

作为新兴一线监管方式,交易所问询函能否发挥证券交易所“风险预警”的职能要求?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风险视角出发,探究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有更高的审计收费。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和高媒体关注度削弱了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表明“风险揭示效应”的存在;同时,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有更大的概率进行财务重述、卷入诉讼案件和受到行政处罚,进而提高了审计收费,表明“风险传导效应”的存在。结论从审计视角肯定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风险预警作用,对于推动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创新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财务问询函对审计联结公司的监管溢出效应——来自年报可读性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年报可读性视角研究财务报告问询函在审计联结关系中能否发挥监管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讯公司）被问询后其年报可读性提高，与其具有审计联结关系的公司（受讯公司）年报可读性也会显著提高，即问询函具有监管溢出效应。尤其是当发讯公司投资者关注度高、媒体报道多或面临的市场竞争激烈时，问询函监管更容易产生溢出效应，能够更明显地提高审计联结受讯公司的年报可读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问询函特征以及审计联结特征的异质性均会对问询函的监管溢出效应产生差异性影响。     

上市公司年报监管问询的现状分析

本文对2015~2017年沪深交易所发出的年报问询函进行解析,发现证券交易所对年报的问询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数据真实性、行业和企业战略、公司治理、重大事项和潜在风险以及关联交易公允性方面.建议上市公司重视信息披露质量,加强财务相关员工培训,加深员工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了解和认识,关注投资者对于信息披露的需求,并且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和处罚机制.     

未预期盈余、审计意见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年报的证据

以2001-2004年度所有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未预期盈余、审计报告类型、公司业绩等多个因素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绝对及时性和相对及时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未预期盈余为正的年报、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年报以及业绩好的年报披露较早;反之亦然;当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公司和亏损公司年报披露较晚。在变更年报预约披露日期的公司中,未预期盈余为正的公司、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以及业绩好的公司通常提前披露年报;反之亦然。     

年报监管问询、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审计费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年报监管问询对审计师定价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年报监管问询通过增加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可信度和威胁程度,提高了审计费用,即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了中介效应。从问询函特征来看,被问询次数越多以及公司回函越详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越显著。进一步从内外部监督视角来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在选择不具有行业专长事务所以及董事会独立性低的上市公司中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审计费用的增加是因为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并不是因为审计意见购买。上述结论丰富了年报监管问询在公司治理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和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     

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沪深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文章以2014—2016年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问询函监管显著增加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及分歧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问询函监管强度越大、问询函内容涉及前瞻性问题时,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越显著.     

审计监管抑制盈余管理了吗？

基于审计署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审计的案例,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审计前相比,接受政府审计后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降低;与未接受政府审计的央企上市公司相比,接受审计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轻。这表明政府审计有效抑制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盈余数字分布与盈余管理——来自2000-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收益的证据

采用Benford法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导致的每股收益数字分布,研究发现盈余数字分布符合有限记忆假说,微利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地远高于整个市场的盈余管理程度,低收益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但整个市场的盈余管理程度低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可能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范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XBRL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沪深两市2008年年报开始实施XBRL后,管理层如何在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进行权衡。首先证实了中国证券市场盈余管理现象的存在,并从全部上市公司样本中选出最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可疑样本,然后对可疑样本在XBRL实施前后的盈余管理现象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XBRL实施后管理层减少了应计盈余管理的使用,增加了真实盈余管理,以达到特定的盈余基准。同时还研究了财政部从2010年年报开始对部分上市公司XBRL报送格式进行介入的效果,发现在财政部加强监管后,上市公司减少了真实盈余管理,即交易所和财政部的共同监督作用可抑制上市公司转向真实盈余管理的行为。     

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与审计质量——基于年报问询函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的分析

以201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发现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显著降低了当年审计报告的激进性，提升了审计质量，且这种提升作用并不限于问询函中被“点名”的审计事务所；年报问询函分别通过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提升审计质量，但监督效应占主导。     

年报问询函、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作为证监会监管转型的重要手段，非处罚性监管受到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以问询函机制为载体的监管方式使得上市公司年报“卸妆”，公司存在的疑点问题暴露于公众，令投资者拍手叫好。而审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是否会将问询函视为一种风险预警信号，从而改变其审计定价决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此，利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定价呈正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审计成本的度量指标——审计延迟，进一步揭示审计定价提高是审计师要求风险溢价补偿的结果，审计师并没有对收到问询函上市公司增加更多的审计投入。这种相关性在非国有性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差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问询函与审计师定价行为的文献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问询函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     

外部治理机制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的实证分析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约束经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不同的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方向及程度不尽相同.文章以2000-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视角,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度越高则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在区分盈余管理的方向后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迫使上市公司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在行业中处于竞争优势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且倾向于负向的盈余管理.这表明,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之下,产品市场竞争存在负面的治理效应,竞争使经理人通过盈余管理扭曲企业的真实业绩,从而可能激化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