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业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生产成本高等一系列难题。面对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上涨,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不匹配的现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好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信贷支持和金融支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建立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模式,构建完善的金融风险预防机制,防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风险。     

银行业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做好“加减法” 提升匹配度

早在2016年1月,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将服务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改善银行服务的重要内容。在监管部门的大力推动下,一年来,各商业银行针对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不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归本源 守牢底线 引领银行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银行业改革发展既面临多重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江西银行业监管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坚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银行业机构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改革转型进程,守牢风险防控底线,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贡献新动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银行业发展转型必经之路

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改变过去基于需求侧的粗放式经营方式,提升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转变、产品和服务模式的专业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增加有效的金融产能供给、提高商业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最终完成银行的变革发展转型。     

金融供给侧效能分析及思考——基于风险管理的视角

近年来,为持续推进国家供给侧改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调整和完善金融体系、通过科技手段实施多元化金融产品和多层次金融服务,到多重监管并举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等均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关键。金融稳定的前提是强化金融风险管理效能,进而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稳步提升金融效率。     

重庆:特色金融支持产业升级

地方银监局在推动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中、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时,将各地产业特色与金融业态紧密结合,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出一系列新产品、新服务,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转型发展升级。为更好地反映各地银监局支持当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本刊组织对重庆、山东和浙江三地银监局的创新做法进行深入采访报道,以期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转型发展路径探析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要。本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要求出发,全面分析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从改善经营管理水平、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创新能力、主动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对商业银行自身转型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由此实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查——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为例

2016年以来,海西州积极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也积极作为,努力提升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力,积极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推进产能、库存和杠杆的去除工作。但是受制于海西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农业经济自身的薄弱和金融自身的不平很,导致农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业自身的供给侧改革稍显滞后。建议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实体经济吸纳金融的能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供给效能。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和路径选择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可以通过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直接作用于再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但由于金融脱实向虚是一种全球各国的普遍现象,加之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待深入,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间接融资体系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撑作用还较为有限,金融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之间也还存在差距,影子银行野蛮扩张和部分金融乱象叠加,损害了部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主要短板.据此,论文提出从坚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基本方向出发,通过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有效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开发设计直接服务于共同富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手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2020年底,人民银行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十四五"开局之年人民银行要着重抓好的工作任务,即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之一,是人民银行在开局之年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精准把握改革的着力点。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