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城镇化质量问题。本研究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30个省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30个省市间城镇化质量差异十分显著,高于城镇化速度体现的差异。从东中西部区域来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从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高———高”型,“高———低”型,“低———低”型,“低———高”型,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与驱动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中国城镇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本文基于中国 2005 ～ 2016 年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 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检验， 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1）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处于提升态势， 但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呈现“ 东高西低” 的空间格局； （2） 中国新型城镇化保持稳定的区域分化的分布现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3） 本区域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教育投入、贸易开放度和外商投资与新型城镇化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邻近区域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基于DEA交叉评价的中国三线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研究

本文在深入分析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量质并举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创造性地运用DEA交叉评价模型解决指标体系赋权问题,并以我国31个三线城市为例展开实证研究,通过相关分析探寻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各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的量、质关系远未协调,且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城镇化质量的东、中、西递减格局明显;推进落后地区的城镇化更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但以城镇化带动城乡差距缩小仍是长期过程。     

基于DEA交叉评价的中国三线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研究

本文在深入分析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量质并举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创造性地运用DEA交叉评价模型解决指标体系赋权问题,并以我国31个三线城市为例展开实证研究,通过相关分析探寻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各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的量、质关系远未协调,且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城镇化质量的东、中、西递减格局明显;推进落后地区的城镇化更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但以城镇化带动城乡差距缩小仍是长期过程。     

把辉煌刻入“经纬”

春华秋实,建国后建成的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企业——经纬纺织机械厂迎来了建厂四十周年的庆典。 40个春秋,“经纬”在共和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40年来,“经纬”的产品已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并远销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厂初期生产的1182型梳棉机、1243型并条机、1271型粗纱机和1292型细纱机等产品,是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来的第一代纺机产     

“以人为本”的中国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本文在对“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城市建设质量、城乡统筹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5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1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年的数据,对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52个城市进行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总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京津冀城市群城乡统筹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城市间的经济发展质量不均衡现象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质量发展最不均衡,公共服务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     

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许多城市都是靠自然资源的开发而逐步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除了面临西部地区共有的一些困难外,还有其特有的一些阻碍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有必要从“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生活整体水平的角度出发,促进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     

FDI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 2001～2015 年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FDI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无论分地区还是分维度， FDI 都显著推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和维度差异。 基于我国城镇化现状， 本文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引资政策， 强化地区吸收能力， 兼顾各维度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     

伊犁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考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但激化了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城镇化逐漸成为“房地产化”的代名词。因此,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其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结合伊犁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在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提出了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等具体解决方案,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模型研究

资源型城市正面临城镇化及产业转型两大重任,将新型城镇化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从新型城镇化视角,构建了该类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用层次分析法优化了Weaver－Thomas模型,构建了AHP—Weaver－Thomas资源型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模型。为验证其稳定性,以太原市为例进行算例分析,选择确定了太原市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6个战略性工业产业,模型分析结果与太原市现实情况有较高的吻合度。该模型为资源型城市合理选择战略性工业产业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占我国城市总数近1／5的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新方法。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激励了数量还是质量

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助推了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也带来了微观层面策略性创新和宏观层面“数量长足、质量跛脚”的创新困境。在迈向创新强国之路上,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和重要工具,以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为核心的一揽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否导致了中国技术创新上述困境?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文利用中国企业授权发明专利数据,以及机器学习和语义引用方法,测度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调查数据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名录等,实证检验了中国技术创新主要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代表的普适型政策仅促使了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数量,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②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代表的选择支持型政策,同时激励了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③以“政府科技活动资金投入”为代表的自由裁量型政策,则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无影响。本文为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供了新的测度方法,更为合理评估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经济的重要载体,中小城市是构筑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体系的重要支撑。要实现中小城市城镇化的科学发展,其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本文基于对中小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分别从3个方面探索性的提出,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发展的路径在于：产业优化升级、就业协同增长和城乡统筹发展,并突出强调了产业优化升级的主导作用。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三大区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东部的环境规制强度高抑制了技术创新，中部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而且各地区核心技术创新指标不同，东部地区最突出的技术创新是实用新型与发明型，中部地区是外观设计型与发明型，西部是实用型与外观设计型；环境规制的间接作用在东、中两地区表现为正向作用，在西部表现为负向作用。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各地区表现不同。最后综合研究结论，针对如何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

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投入背景,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废物排放、废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4个方面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上升,但是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仅起到有限的激励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对在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专利执行保险、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重要制度之一,专利执行保险通过降低技术溢出损失和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2012~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专利执行保险实施背景下专利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明显,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技术溢出损失效应和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专利执行保险创新激励效应的重要机制和渠道;专利执行保险和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显著,其中对滞后5期内的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最为明显。研究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激励作用探讨,加快专利执行保险试点推广以及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     

基于Heckman选择模型的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以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同时将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相结合，考察“十二五”期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长期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找到薪酬激励的极大值，提出避免过度薪酬激励、适当提高股权激励水平、建立合理的高管激励体系等对策建议。     

控制权激励双重性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基于高科技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管激励契约对技术创新的显著影响受到理论界与实践界的普遍关注,但以往研究多以显性激励为主。控制权激励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管隐性激励契约,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应从非线性视角出发对其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性进行重新审视。本文基于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运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控制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由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构成;控制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当达到极值之前,控制权激励以积极性为主导从而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具有促进效应,但超过此极值,控制权激励的消极性逐渐凸显,转而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因此,保持适度的控制权激励力度、并对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进行合理配置是提升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理性选择。     

技术创新的资源与激励的不匹配性及其治理

中国不同所有权工业在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和创新激励的配置上具有明显的不匹配性,这对技术创新绩效差异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提出了技术创新双重约束模式,认为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企业治理约束和资源配置约束是决定技术创新绩效的根本力量,据此解释了技术创新不匹配性的产生机理。因此,建立技术创新资源要素配置与激励匹配的制度体制是提高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