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构建一元回归估计模型以及自向量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本文研究认为：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存在动态关系,环境规制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环境规制投入赶不上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需求,造成各类能源碳排放不断增加,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是显著性的,未来我国政府必须加强政府环境规制的投资额度,更要加强环境规制投入的力度,综合利用国家规制手段,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R&D投入强度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研究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视角，运用 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探讨 R&D 投入强度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结论显示：R&D 投入强度对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受限于环境规制水平，二者存在双重门槛，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R&D 投入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果逐渐弱化，同时环境规制在时空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因此引导当地政府采取适度环境规制对R&D 投入强度驱动中国绿色创新效率有着重要作用。     

以环境规制推进煤炭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兼论改革开放40年来的环境规制发展历程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政府适时提出了绿色发展新理念,绿色成为新时代煤炭企业发展的主基调,环境规制是影响煤炭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短期效应和长效机制的重要外部约束。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规制发展历程和规制政策类型的基础上,推导环境规制约束下煤炭企业的最优发展策略选择。从科学设计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构建煤炭企业生态和谐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提出加快推进煤炭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的路径。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 ——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视角

本文选取 2012～2017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通过构建企业创新、 环境绩效与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三者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 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并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U 型关系； 政府干预程度低以及法治水平高的地区， 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 U 型关系更加明显； 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 的U 型关系更加明显。 此外，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规模、 盈利能力对环境绩效亦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 以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和政府的环境保护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本文在解析绿色增长内涵的基础上,以经济生产全过程绿色化为核心,从自然资源基础投入、 增长过程绿色化、经济和社会产出3个方面构建绿色增长评价框架体系,运用相关--模糊 粗糙集方法对初选指标进行定量筛选,最终确定了评价绿色增长的15个指标。运用熵权法对 指标赋权并对中国2000～2012年间的绿色增长水平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中国2000～20 12年间的绿色增长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2年中国绿色增长水平得分最高,2000年得分最 低,且自2006年后绿色增长水平显著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和政府规制是加快发展绿色 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该指标体系可用于监测并指导我国绿色增长进展。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环境规制技术诱导作用与清洁生产模式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目前， 出口商品符合欧美环保标准并体现较强的安全性、节能性是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必备要素之一。在高强度环境规制背景下， 清洁生产模式才是调和环境约束、资源瓶颈和产品竞争力三者矛盾的根本办法。本文利用中国 2001～2016 年制造业面板数据， 从本土企业出港货物价值角度跨国比较商品竞争力， 避免了“工业排污对外转移” 的统计疏漏； 在Acemoglu 等（2002） 绿色技术路径理论框架下， 估计环境规制驱动清洁生产进而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门槛效应， 推断中国制造业是否通过生产模式的转变适应了绿色贸易行业标准。研究发现： （1） 大部分企业从清洁能源替代入手减低工业污染排放， 同时， 提高行业竞争力7.224 个单位； （2） 当行业技术水平可以适应较高环境规制门槛时， 环保型生产将提高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71.595个单位； （3） 目前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有效减低工业废气污染， 高强度工业废气排放管制仅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本文通过检验行业对现有环境规制的适应能力和生产模式中清洁能源占比佐证了中国制造业已开始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 但总体技术研发水平仍偏弱， 正处于向资源轻量型生产模式转变初期。以上实证结果为中国工业实现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提供微观事实检验。     

民营企业应对环境管制的战略导向与创新行为——基于浙江纺织行业调查的实证分析

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面临内外需求下降与环境管制加强的双重压力。面对环境管制,根据企业的战略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主动型和防御型,而企业是否采用绿色技术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环境战略导向。在环境管制趋于加强的趋势下,主动型企业较防御型企业更倾向于改进绿色工艺或者开发绿色产品。本文以浙江纺织行业为例,实证分析民营企业应对环境管制的战略导向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并为我国制定和实施针对民营企业的环境管制政策提供建议。     

绿色转型与财政收入增长实证研究——以太原市为例

进行绿色转型，发展循环经济，会影响到财政收入增长。短期看，财政增收主要取决于由于产能减少引起的财政减收和价格上涨引起的财政增收的对比。长期看，新厂商的加入，环境改善会增加财政收入。用1981年～2007年的工业三废排放量和财政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太原市财政收入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负相关，财政应该设立奖励基金，鼓励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产业升级，促进财政收入绿色增长。     

政产学合作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本文将大学视为政府投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中介方，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政府投入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5种情形下的ESS演化趋势的数值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委托大学的研发投入达到某个临界值方可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然而三者难以自发实现均衡状态，需一定的约束条件方可实现良性互动。     

“黑”矿山披“绿”衣,推广绿色开采技术

本论文介绍了我国的煤炭开采发展的现状,阐述了煤矿绿色开采的定义及理论基础,分析了煤矿开采产生的环境问题,提出了当前煤炭开采存在的主要可行性技术及其应用实例简析,包括:保水开采技术,固体废弃物利用技术,煤与瓦斯共采技术,减沉技术,煤炭地下气化。本论文旨在推广绿色开采技术,实现煤炭开采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企业、绿色产品与机电一体化技术

围绕 2 1世纪的环境保护问题 ,阐述了绿色企业、绿色产品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 ,论述了绿色企业、绿色产品与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相互关系 ,指明了现代企业应该在加快企业机电一体化进程的同时 ,加强企业 ISO1 40 0 0认证 ,大力推广绿色生产 ,走绿色企业之路 ,从而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澳洲城市建筑中应用

论文通过对澳大利亚2座最为优秀的绿色建筑的考察和比较,理清了当今先进的绿色建筑的一般发展策略和实践经验,即其核心关注的目标都是提升室内的环境质量并同时减少对外部环境的损害;其关键环节是建筑节能,还需要整合多项新技术、选用各种新材料,并将管理程序和人性化关怀相协调。上述成功案例的经验对我国绿色建筑的投资、规划、设计、建造和使用管理都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激励了数量还是质量

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助推了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也带来了微观层面策略性创新和宏观层面“数量长足、质量跛脚”的创新困境。在迈向创新强国之路上,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和重要工具,以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为核心的一揽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否导致了中国技术创新上述困境?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文利用中国企业授权发明专利数据,以及机器学习和语义引用方法,测度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调查数据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名录等,实证检验了中国技术创新主要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代表的普适型政策仅促使了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数量,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②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代表的选择支持型政策,同时激励了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③以“政府科技活动资金投入”为代表的自由裁量型政策,则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无影响。本文为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供了新的测度方法,更为合理评估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城镇化质量问题。本研究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30个省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30个省市间城镇化质量差异十分显著,高于城镇化速度体现的差异。从东中西部区域来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从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高——高”型,“高——低”型,“低——低”型,“低——高”型,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