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黄陵县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生计策略研究

[目的]选取受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等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陕北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作用关系。[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17个行政村335户样本农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研究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整体得分最高,社会资本居次,物质资本中等偏下,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处于低水平;(2)农户生计分化明显,典型的纯农户很少,农户生计策略主要为兼农型和低水平非农型;(3)回归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外地兼农,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当地兼农,家庭年收入、人均教育投入和人情往来3项指标是促进农户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子。[结论]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转变是建立在自身资本结构上的,其往往向着发挥生计资本优势、规避生计资本短板的方向调整生计策略,进而达到提高整体生计资本水平的目的。人力资本优势主导下的黄陵县,加之沟壑区农地资源空间配置的破碎性与复杂性,外地兼农型生计策略将仍是该地区农户近期内的主要生计抉择。     

内蒙古自治区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农地流转的现状,研究该区域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方法]以内蒙古3市为研究区,利用调研数据,并借助Logit模型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计算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倾向值得分,运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计算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1)土地流转转入主要受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且为正向影响;土地流转转出主要受家庭人均资产价值的对数值、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土地流转价格的影响。(2)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较流转前而言,农地流转能够使转入户家庭收入有效增长0.202 0万元,使转出户家庭收入有效增长0.244 1万元,因此,农地流转对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影响效应要大于转入户。[结论]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应根据区域农地流转实际情况,有针对性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地流转作为土地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对农户生计策略有重要影响。文章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湖北省8个县(区)503份调研样本为数据源,在测算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转出、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为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提高农户生计水平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空间异质,地形平坦区生计资本高,农地转出会降低自然资本,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农地转出后农户生计资本改变,进而对生计策略转变产生显著影响,生计资本在农地转出对生计策略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农地转出对农户兼业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901、0.788;农地转出对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767、0.861。(3)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水平高,耕种条件好,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鄂西生态圈地区农户受到教育、地形等因素限制,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文章研究认为,应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进而实现可持续生计。     

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目的]探索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对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该研究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对北部沿河区和南部梁外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进行了调查与对比分析,并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1)北部沿河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于南部梁外区,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南部梁外区。北部沿河区农户选择以农为主生计策略的比例高于南部梁外区,而选择以非农为主的比例低于南部梁外区。(2)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共同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对两区域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的选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然资本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比较而言,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生态政策影响较小的北部沿河区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均大于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南部梁外区。[结论]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具有区域差异性,生态政策是促使农户生计状况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生态政策的作用下,农户的生计策略仍受其生计资本的影响,同时生态政策也通过影响农户可实际运作的生计资本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户生计状况和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

[目的]宅基地流转是城乡建设用地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对解决我国当前土地资源利用的供需矛盾,推动高效用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家庭生计资产量化入手,探讨不同资产配置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旨在进一步推进宅基地流转进程。[方法]通过农户生计量化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农户整体宅基地的流转意愿较高,达到69.84%,但资产缺乏型农户的流转意愿非常低,仅有37.93%;(2)非农迁移意愿、宅基地功能和家庭生计资产总值对宅基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年龄、专业技能、住房的满意度、宅基地面积、非农收入比例、非农就业状况6个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出现差异。[结论]该文提出建立贫困农户的技能培训机制,制定多样化的宅基地流转制度,从而保证不同类型农户在宅基地流转后,整体福利水平不下降。     

衡水市农户土地资源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与行政干预

[目的]通过了解河北省衡水市农户土地转出的意愿状况,分析影响农户土地资源转出意愿的关键因素,并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为构建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奠定理论基础,促进衡水市农民的现代化发展。[方法]文章结合调研情况,对样本区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分析研究,并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土地使用权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找到了影响衡水市土地流转的关键性因素。[结果]研究表明,户主年龄、从事职业和文化程度、农户家庭非农收入以及农户家庭兼业人数等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数值分别为0. 018、0. 000、0. 010、0. 000、0. 028,而农户家庭农用机械数量则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数值为0. 033。此外农户社会保障程度和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也影响着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结论]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包括家庭非农收入、户主年龄和职业;另外,户主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非农收入、家庭兼业人数和农用机械数量均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重要内容。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分析框架,并利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优化生计结构,促进他们的生计模式向非农转型。移民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传统农林种植活动和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但对提高其家畜养殖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集中安置方式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和其家畜养殖收入,但对农户参与外出务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项目制扶贫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基于新疆疏勒县的调查数据

[目的]探究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及其与生计策略关系,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项目制扶贫的精准实施,对调整生计资本结构,维持农户可持续生计,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新疆疏勒县225户调查问卷数据,测算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前后生计资本变化,并构建多元无序Logistic模型探讨其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整体得以提高,生计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各项生计资本发展不均衡,生计脆弱性依旧存在;同时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人力、社会、物质、民族文化等资本决定了该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的转变。[结论]政府需要加大自然、物质、社会、教育等生计资本方面的扶贫项目投入、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注重金融资本、民族文化资本等生计资本方面扶贫项目投入的精准化并加大监控力度以维持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研究——基于不同地形分区的对比分析

[目的]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长武县为例,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两方面揭示各地形区农户生计分化状态,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探究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方法]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各地形区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1）随着产业与种植结构的变化,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以及兼业综合型生计策略逐步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中分离出来,生计非粮化与非农化趋势明显;（2）地形区间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塬区>梁区>沟区,兼业综合型>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传统农业型的特征;（3）受地形条件影响,不同分区间相同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相同因子对同一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与方向亦存在差异。[结论]研究区内农户生计分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与气候变化等外部扰动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前提与基础,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内在属性与驱动因素,地形条件决定生计资本因子影响的方向成为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的关键因素。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目的]探究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及其对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定及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基于Pandey等(2011)提出的适应能力评估框架,采用2015年底抽样调查的600多份农户问卷数据,构建农户生计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并选择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搬迁农户适应能力对其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结果]不同适应性水平搬迁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均耕地面积、住房面积、物质资产、人均纯收入、生计多样化指数、对他人信任度和对政策了解程度等农户生计适应能力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适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结论]生计资源致使农户生计适应能力表现各异,进而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适应策略。农户提升物质资产水平、积累金融储蓄能力、增强农户社会资本和网络,均有利于提升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利用与生计变化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移民易地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多样性及其土地利用变化,为区域土地优化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及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结果: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纯农户比例急剧下降,不同类型农户的兼业行为趋势明显,农业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但非农生计方式单一;移民兼业行为和非农生计行为明显,但原驻民的农业生计多样性指数更高;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面积减少越快,林地扩张程度越高,农用地面积变化越明显等特点;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明显提升,且表现出非农程度越高,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越高的趋势,但因林地大面积扩张导致农用地集约度总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结论:移民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不同,应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帮助农户发展多样化的非农生计活动,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和土地集约化水平。     

家庭禀赋对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山区31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描述了山区农户的生计策略、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禀赋、收入水平及来源,运用mlogit模型就家庭禀赋对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策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禀赋对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在人力资本指标中,劳动力人数、劳动力平均健康程度对农户选择林业专业化型、林业补充型、生计多样化型生计策略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对选择林业补充型生计策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自然资本指标中,林地面积对农户选择林业专业化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影响;耕地面积则对于林业补充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指标中,家族能人数量对于农户选择林业专业化型、林业补充型、生计多样化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促进非农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充分利用自然资本;加强山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建设等建议。     

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户进行调查,探讨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促进土地流转的顺利运行,同时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村土地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以河南省粮食主产区为调查区域,通过问卷调查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年龄、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年收入、非农收入的来源、流转政策、流转方式、是否有土地流转市场及农业合作社对土地流转意愿正面影响,而与城镇的距离对土地流转意愿负面影响,其中农户文化程度、非农收入来源、农业合作社以及土地流转市场这4个自变量是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意愿主要影响因素,且达到显著影响。[结论]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土地流转快速发展及多元化形成的背景下,文章研究结果对于河南省土地流转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农户作为土地流转的主要参与人,其意愿与决策是土地流转的主要依据,因此,研究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对解决农地流转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江苏省典型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农地流转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社会经济因素、市场与产权状况、参与主体状况;其中,人均承包地面积、人均非农收入、家庭农业人口数和受教育程度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     

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

本文将现有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作为基础数据库,运用Meta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强度的变化以及在中国农户范围内,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其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土地流转规范性、非农生计能力和养老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非农收入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非农收入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显著;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强度逐渐增加,其余变量作用强度均不同程度的减弱。     

非农就业、保险选择与土地流转

研究目的: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分析非农就业情景下农民参与不同类别的社会保险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探索促进土地流转的改革对策。研究方法:Logit模型。研究结果:农户从事非农工作、非农就业工资高、就业时间长、就业于大城市均能推动土地流转;农民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会显著提升土地流转的概率,但该提升作用并不受非农就业的影响而改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不利于土地流转,但非农就业下参加新农合养老保险或者商业养老保险会促进土地流转。从区域差别上来看,非农就业下,只有东部、中部农户户主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土地流转的作用显著。研究结论:要统筹新农合制度和农地流转政策的目标,不能盲目推进土地流转;要为农民兼业化和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的条件;针对东中西部的非农就业农户制定不同保险措施,提供农户兼业化或者农民工适合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新农合养老保险或者商业养老保险,排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基于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的灵山县农地流转成因分析

[目的]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家庭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农地节约利用水平提供一定科学参考价值。[方法]文章选择灵山县为例,采用7个行政村4个居委12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劳动力、收入水平和土地资源等方面分析了流转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并简要分析了流转地块规模及其地理位置特征,最后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解析了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对农地转入行为和转出行为的影响。[结果](1)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大;家庭劳动力以非农业为主;户主文化程度主要以小学初中为主;距离集市较远的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比集市周边农户多。﹙2﹚流转耕地主要是破碎,偏远,较贫瘠的地块。﹙3﹚农户转出行为与外出家庭劳动力数,户主文化程度及年龄与呈正相关;地块类型及面积,位置呈也正相关。农户转入行为与农户家庭种植业,畜牧业收入比,农业机械呈正相关,与农户劳均耕地地面积,距离集市距离等因素呈负相关。[结论]目前与农户耕地流转相关最重要的是农户家庭劳动力数,农户非农收入占比和农户家庭地块大小的自然特征,尤其是地块地理位置对农户流转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空间异质性下农地流转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武汉、荆门、黄冈为实证

研究目的: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的农地流转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方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结果:(1)调研区域农地流转率为15.2%,农地流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966.85·元/hm2·a、1933.95元/hm2·a,流转率和租金价格水平偏低;农户偏好将土地流转给自家亲戚或同村村民,仅有10%的农户信任土地流转中介,考虑灵活行使土地权利,倾向1—5年内的短期流转;(2)重点开发区受经济区位、家庭禀赋及生计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流转率、租金水平相对较高,农地流转后"非耕作"现象逐渐增多;农产品主产区家庭户均经营规模较大,农户更偏好土地流入;生态功能区农户对农业企业、中介组织信赖程度偏低;(3)农地流转行为受家庭劳动力特征、经济特征、未来预期、耕地资源特征、区域发展特征等变量的影响,且影响因素的基本特征在空间上异质。研究结论:不同主体功能区农地流转行为及市场发育程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应因地制宜地推行土地流转政策,考虑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限制因素,推行差异化的农地流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