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目的]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我国共减少贫困人口6 853万人。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对比政策实施前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对于揭示精准扶贫政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的山西省为对象,基于2010—2017年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的统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不同贫困程度县(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结果]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主要为:贫困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非贫困县的3倍,而其中国家级贫困县的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省级贫困县的2倍;共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对比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揭示出如果忽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时间的变化,则会高估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约1.5～4倍,再次证明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探讨政策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发现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农业产值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土地状况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结论]精准扶贫政策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且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影响更明显。     

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及其不同层次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目的]通过研究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及其不同层次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中部地区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发展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利用Sys-GMM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其中农村初等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农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提高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这两类教育进一步发展,农民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将会优化,这两类教育将有可能缩小农民收入差距。分地区类型,相对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中部省会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较大,3类地区农村初等教育水平提高均有助于农民收入差距缩小,3类地区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均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其中省会地区农村高等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更大,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更大。[结论]为了尽快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中部地区尤其是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发展农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虽然短期内会扩大当地农民收入差距,但长期农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会提高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非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其他收入,优化当地农民收入结构,进而缩小农民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农村异质性的新视角

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机理进行分析,根据2019年入户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可以使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提高收入,而且有利于低收入农户增加收入水平,减小与高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差距;产业融合引致的人力资本提升在农村产业融合推进过程中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但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并不会因为受教育程度或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变而有效缩小与处于高收入水平农户收入差距,但技能培训能有效缩小处在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于传统农业,从事现代农业会显著促进处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提高。本文建议根据异质性农村所具备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特点,因地制宜合理有效的进行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户增收、农民生活幸福。     

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2012年和2014年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评价该地区不同年份扶贫效果,这也为今后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依据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4个方面,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27个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分析2012年和2014年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最终确定绿色减贫指数。同时,分析片区内各贫困县波动较大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城乡收入比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等指标。[结果]2014年相比2012年,乌蒙山片区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上升,社会发展能力指标值降低,绿色减贫指数提高了15.40%。各县第三产业比重均降低,但农村人均纯收入都有提高。四川省10个县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增加。四川省除叙永县和美姑县,贵州省除赤水市,片区内的各贫困县城乡收入比降低。[结论]2014年,乌蒙山区在落实国家扶贫规划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各县之间差距较大,在今后的扶贫攻坚中,需要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贫困类型和贫困程度,考察当地资源储备和环境现状,统筹区域发展。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影响路径分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0—2019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够通过调整规模经营与促进城镇化发展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在粮食主销区最显著,其次是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基于此,提出应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推进城镇化进程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等政策建议。     

农村电商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要素流动和支出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17年的全国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下,农村电商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电商政策减小了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了农民增收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该政策在非贫困县、东部地区、ICT水平较高以及二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更具有显著作用。本文从资本和人口要素流动,以及政府主导下的财政资金支出视角对农村电商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机制解释,并发现各财政资金规划用途间的互补与互斥现象。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应持续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合理安排资金用途,发挥电商农户的创业带动效应,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农村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农村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双重视角出发,在详细梳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LSDV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的缩小效应,还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加速城镇化两个间接途径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控制内生性并采用GMM估计方法后上述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村经济增长(或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村产业融合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而且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新变化

本文利用最新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新状况,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讨论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显著增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市场化收入贡献率下降是农村内部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低收入群体市场化收入增速下降、高收入群体要素回报率上升,导致这一时期农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本文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要充分发挥农村高收入群体的作用,带动低收入农民致富增收,并有效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农民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农民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特征，在精准扶贫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对于完善和优化合作社产业减贫政策，健全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欠发达地区1 55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1）与未入社的农户相比，入社为其家庭总收入带来了约32.26%的收入增幅。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收入分位数农户、中青年农户的减贫增收作用最明显。（2）除了对贫困农户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合作社对不同贫困属性农户其他不同来源的收入均有提高，对贫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最明显，对非贫困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影响最明显。（3）土地面积、生产性资产值、人情往来支出、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专业培训、建档立卡户、是否有合作社、主要地理环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学生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结论]在积极培育和发展合作社，鼓励合作社由“重数量轻质量、重服务轻规范”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     

不同年龄人口健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中部两个贫困县的调查

区分农村不同年龄人口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影响的差异性,有助于为反贫困政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通过湖北红安和孝昌两个贫困县的实地调查,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不同年龄人口不同健康指标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未成年人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大,劳动力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次之,老年人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小;活动能力是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具有关键性作用;大病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显著,对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不同年龄人口,提出差异化的帮扶措施。     

城镇化与农民增收效应——基于异质性城镇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问题缺乏不同城镇化方式下的对比讨论。基于2000年～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应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法探讨了不同城镇化方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传统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均对农民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分别为0.116和0.032;二是传统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均拉大了农民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其中传统城镇化表现为提高非农收入且降低农业收入的"叠加效应",而就地城镇化则表现为既提高非农收入又提高农业收入的"冲抵效应";三是随着农民收入分位数水平的提高,两种方式的城镇化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小;四是传统城镇化显著拉大了东、中部地区农民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但在西部这一作用并不显著,而就地城镇化拉大了东部农民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但又分别缩小了中部和西部农民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     

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疆农村的数据分析

文章利用新疆1988-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运用洛伦茨曲线确定的广义二次法,估计该阶段新疆农村基尼系数和贫困发生率,采用Hendry"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新疆农村贫困变动、收入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或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即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但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产生消极的影响,即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效应。研究结果还显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积极影响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有效解决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还要注重收入差距的缩小,使贫困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收益。     

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经验证据: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

本文借助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和贫困程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而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增加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具有正向作用,但人力资本对不同收入组边际贡献的差异证明其确实是拉大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其对中高收入者作用更加显著,而物质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明显。通过加入经济合作组织或者有稳定的工作将非常有效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说明由于社会网络异质性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改善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提高了农业化学品投入?——以农药施用为例

本文在199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农药施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有助于减弱这一正向影响。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药施用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是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交互影响会低估“倒U型”曲线拐点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本文研究表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实现农药减施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较大协同性。为了实现农药减施以及农村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建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并实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     

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农村贫困效应检验：基于增长效应与分配效应的双重审视

基于2000～2016年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数据,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双重视角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不仅可以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利的局面。但在不同贫困群体中,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资本投入越多、劳动力投入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贫困地区,其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收入分配改善效应越大。农村扶贫开发应关注使基本公共服务减贫增收效应得以最大限度发挥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配套。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重庆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13年重庆市面板数据,对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重庆市和其四大主体功能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看,城镇化拉大了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功能区来看,城镇化对都市功能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短期内拉大效应较为显著,而长期表现为明显的倒"U"形曲线;对城市发展新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缩小,但效应不显著,长期内表现为明显的"U"形曲线;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具有缩小影响,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不显著;对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显著地缩小作用,且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形影响成立但不显著。此外,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对缩小重庆市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三大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前情况。     

农村流动儿童影子教育参与及其对我国教育结果均等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3—2014年CEPS基线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村流动儿童与本地城镇儿童影子教育参与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采用2SLS工具变量法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IVQR),考察影子教育对农村流动儿童与本地城镇儿童发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家庭资本匮乏使农村流动儿童的影子教育参与率显著低于本地城镇儿童,但影子教育对农村流动儿童和认知能力较弱者的促进作用更大,说明影子教育具有"补差"作用,可以缩小儿童发展能力的城乡差距。此外,优秀的师资、优良的校风和高质量的亲子交流,也可以缩小儿童发展的城乡差距。弱化农民工家庭影子教育投资的预算约束,增加农村流动儿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是我国城乡教育结果均等化的重要策略之一。     

发展农业依然是贫困农户脱贫的重要途径

农业仍然是贫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贫困与非贫困农户的农业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如果贫困农户的农业收入能够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即使按照最新贫困标准,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也所剩无几。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农业纯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贫困农户农业生产中的中间物质产出效率低下以及劳动投入不足。鼓励贫困农户增加劳动投入和提高其中间物质投入的使用效率对于提高其农业收入进而脱贫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