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局DEA数学统计方法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关键措施。论文利用全局DEA数学统计方法,重点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认为:科技金融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科技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的科技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西部地区。     

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北大核心

本文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是中介因素,并且其影响具有持续性。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较低的城市、中心城市、非国有企业以及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政府应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灵活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贸易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2—2016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开放和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FDI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且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贸易开放对东部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FDI对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贸易开放与FDI的交互作用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说明贸易开放和FDI的良性作用机制已形成;科技投入、物质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存在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总融资规模作用的比较,分析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影响,既从总量层面呼应了既有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或负相关的发现,又从资本配置结构层面给予了解释和回应,即金融发展在总量层面不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可能起阻碍作用,但是实体经济所获资本规模的提升,则会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低资源禀赋城市、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抑制高资源禀赋、高数字经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非智慧城市的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应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制造业集聚对改进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城市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9年中国城市数据，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的抑制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变得不再显著。宏观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抑制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对碳技术效率和碳技术进步的抑制，在匹配城市土地出让数据的基础上，制造业集聚扩大了土地供给面积、提高了土地成交价格，导致集聚拥挤效应凸显，阻碍知识溢出，不利于提高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在匹配企业微观数据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数量的增加，损害了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础。     

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生产率测度及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采用DEA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测度并分析近年来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从整体层面和分类型层面看,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在2008年以后呈下降趋势。通过整体层面的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的变动趋势。回归同时发现,政策变化、资产配置比例、融资方式、劳动力等因素,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区域工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基于DEA的修正Malmquist指数方法

文章以非参数DEA的修正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2003年～2010年我国区域工业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对其进行了分解.实证结果表明,造成近年来我国区域工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创新前沿水平的提高超过了创新效率的下降;无论从省际层面还是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我国工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都存在明显差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区域之间的差异有逐渐缩少的趋势.     

两种等效益面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的分解

本文根据规模报酬可变还是规模报酬不变，分别定义了一般等效益面生产函数和典型等效益面生产函数。由一般等效益面生产函数的离散型分解式可以测算一个生产单元的纯技术进步，以及纯技术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由典型等效益面生产函数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分解为典型技术进步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率之和。进而由具有明确几何意义的离散型分解式分别测算典型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效益面生产函数与分解式的几何意义还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最终是由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共同推动的。     

产业协同发展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南北差异视角下的实证检验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使用2001-2018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产业协同度,并考察了产业协同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城市整体及南方和北方的产业协同度呈现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北方的产业协同度低于南方;在南方和北方,产业协同发展可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在南方和北方存在差异;学习机制、互补机制和竞争机制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技术效率共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南方和北方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发挥市场机制、完善保障体系和加快北方地区发展等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效率的时空分异研究——以成都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对城市群整体创新绩效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协同共生的视角,以两阶段网络DEA为分析方法,以成都城市群为例,对城市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阶段动态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阶段效率值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时间上:在虹吸效应与涓滴效应的交互作用下,中心城市与成员城市的效率差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上:呈现南北高,东西低的态势,并符合地理邻近、技术邻近以及制度邻近的发展规律。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产出阶段是创新效率提升的瓶颈,鉴于此,未来城市群发展需着力于政策协同、资源协同、空间协同,提高创新一体化程度,从而形成区域创新的整体规模效应。     

产业集聚、市场集中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基于京津冀、长三角两大经济圈制造业的比较

产业集聚和市场集中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考察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市场集中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大经济圈制造业集聚与市场集中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但由于两大区域体制机制条件、创新环境、产业组织形态等不同，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程度、特征与路径也存在一定差别。两大经济圈应采取差异化集群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制造业集群升级，特别是应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机遇，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水平。     

Agglomeration and Conges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Idea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Urban economist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at space is economically important. Evide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offsetting effects of congestion are provided in a number of studies of productivity and wage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evidenc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literature. The new growth research focuses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We exten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new ideas common to this research in a way that allows for congestion and agglomeration in innovation and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se forces are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Strong evidence is found that agglomeration and congestion are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the vast differences in per capita patent rates across US states. This suggests an important new agenda in linking studies of urban economics with the rapidly advancing field of endogenous growth.     

高铁开通、要素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以贵州省为例

基于2008-2018年贵州省9个地级市和自治州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区域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在总体上促进了贵州省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了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然而,高铁开通并未表现出技术溢出作用,反而降低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对要素禀赋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提出,应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高铁建设,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与引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以发挥高铁的扩散效应,降低聚集效应,进而改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分析与对策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在活跃市场经济、吸纳劳动就业等诸多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同时,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体现为资金、人才、风险、信息原因和法律政策等原因。进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要拓宽融资梁道,解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瓶颈问题;重视企业科技人才培养,提升中小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利用外生资源,寻求与大企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降低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的风险。     

国有股权参股与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家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何有效提升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国有股权参股家族企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创新投入、提高治理水平这三条路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家族企业的CEO或董事长由家族成员担任以及企业由创一代控制时,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经济规模、技术创新与垂直专业化分工

借鉴Hummels等(2001)的垂直专业化分析框架,本文比较了中国大陆等32个经济体1995年、2000年以及2005年制造业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大陆等32个经济体1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垂直专业化水平的主要因素。经验观察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经济规模越大、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经济体,垂直专业化水平越低;技术复杂度越高的行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也越高;技术越复杂的行业在经济规模越大、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经济体内,垂直专业化水平相对更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们评估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