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商关系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建立以“亲近”和“清白”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旨在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鲜有研究关注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7—2019年中国A股2 089家上市公司共5 490个样本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增加,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型政商关系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和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两个渠道,促进绿色创新“量质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结论可为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基于绿色动态能力视角,构建了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理论假设。基于中部六省会城市制造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绿色动态能力的形成有正向影响,同时,也验证了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市场成功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但绿色工艺创新对环境适应能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进一步发现,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基于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市场成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相反,基于这种中介作用,绿色管理创新对市场成功有正向影响,对企业财务绩效无显著促进作用。     

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绿色支出度量企业参与绿色治理，探讨企业参与绿色治理过程中存在锚定效应的内在逻辑。结果发现，仅有内在锚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存在显著的内在锚效应，即焦点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则当前的绿色支出越多；仅有外在锚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存在显著的外在锚效应，即联结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则焦点企业当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当内在锚和外在锚同时存在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内在锚效应仍然存在，而外在锚效应会减弱甚至消失，即焦点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对当前的绿色支出存在正向影响，而联结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对当前的绿色支出无显著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在现金能力强的企业、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更为显著。扩展性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并未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绿色治理绩效。本文的结论对公司参与绿色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绿色信贷对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绿色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六大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实施对六大高耗能行业企业的绿色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从影响差异性来看,绿色信贷对国有高耗能企业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不同行业大类高耗能企业绿色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但无显著差异,对绿色产业企业绿色绩效存在激励作用。基于此,需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提升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水平,实施差别化金融政策,以推动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财政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绿色创新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探讨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综合示范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逐年增强的动态持续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综合示范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中表现更强,且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改善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因此,重视绿色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激发资金配置和创新补偿效应,畅通绿色财政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渠道;提高市场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制定差异化绿色财政政策,保障政策效果精准发挥。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Super-SBM模型和区位熵指数分别测算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和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偏微分方法实证检验科技人才集聚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区域非均衡性特征显著,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式分布。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与信息化水平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具有可靠性。异质性考察发现,基础研究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东北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中部、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明显,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效应的评估

文章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性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后侧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驱动效应，同时，还通过影响前侧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驱动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运用补贴政策驱动企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双碳”新格局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其ESG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表现出了中国的担当精神。在“双碳”新格局下，局限于企业的经济表现的传统绩效衡量办法不足以满足现代化投资的需要，综合评价企业环境、社会和管理三个方面的ESG绩效体现出巨大优势。各类绿色政策的出台引导企业走向绿色技术创新，那么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实用新型绿色技术创新对ESG的促进作用大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深入研究发现，先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再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后实现企业ESG绩效的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路径。     

文明的力量：文明城市建设如何助推企业绿色创新

在党中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背景下,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文明城市建设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相比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助推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的“倒逼”效应和政府支持的“补偿”效应。随着地区制度质量、企业资本储备和高管素质的提高,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经济后果方面,文明城市建设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绩效,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从微观层面补充了文明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拓展了文明城市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从理论层面为利用政策工具完善我国绿色创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绿色采购治理与绩效——企业战略驱动效应与客户认知调节作用

在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注重环保和绿色采购是企业制胜未来的战略选择。但在企业实践中,绿色营销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从而产生绿色营销战略和采购治理机制的匹配困惑问题。本研究从造船行业的绿色材料采购入手,实证研究绿色战略如何驱动并影响治理,以及管理层认知如何影响治理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全新的绿色采购治理分析框架。研究结果发现,绿色营销战略中的绿色品牌声誉、环境文化导向分别对关系契约和定制契约具有直接驱动效应,进而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契约对于绿色品牌声誉和经济绩效,以及定制契约对于环境文化导向和经济绩效有着中介作用,而客户绿色认知在绿色品牌声誉和关系契约及环境文化导向和定制契约之间起调节作用。     

信息披露视角下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无的放矢”到“对症下药”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财税补贴成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研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是财税补贴摆脱“无的放矢”局面，成功驱动绿色创新的诱导性前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政府补贴在驱动绿色创新过程中对信息披露表现出的决策依赖性，揭示了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具有诱导效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绿色创新绩效越突出；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具有动态递增规律，成长期企业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不显著。但从成熟期到蜕变期，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递增。基于信息披露视角补充了科技金融理论相关研究，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资源配置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探究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且该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从作用渠道看,绿色金融可以通过研发资本和研发人才两条传导机制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异质性效应看,劳动力与资本资源错配严重制约了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更强。进一步讨论发现,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金融理论体系,为我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国资介入能否抑制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兼论亲清政商关系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而非主体产业,使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迹象。文章基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以2014—2019年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有资本介入但非控股民营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外部制度环境视角出发,考察了亲清政商关系对国有持股与企业金融化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有助于抑制民营企业金融化,有效纾解"脱实向虚"困境;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融资约束高、控制链延长的民营企业中发挥的改革效应更明显;城市层面亲清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国有持股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制衡度对民营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与管控作用,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以上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结论对全面评析"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应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为进一步分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本文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3)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4)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