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变动——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技被认为是智能制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科技等新技术的出现势必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本文利用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行业层面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负向影响会通过“降低企业就业创造,提高企业就业破坏”来产生作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作用途径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对于生产人员占比高以及高中学历占比低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的冲击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影响企业的员工结构和绩效水平,进而影响企业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上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对下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能够提供关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中国版本解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等自动化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偏向会呈现新的特征,已有文献缺乏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的关注,也缺乏对新型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2012-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测度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偏向,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对企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自动化资本。（2）制造业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替代效应,生产率和产出规模效应是两个影响渠道。（3）制造业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技能结构效应来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4）基于行业关联效应,制造业上游（下游）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推动下游（上游）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对下游（上游）企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和工资补偿效应。可见,大力推动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加快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扩大生产率和产出规模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重视产业链的传导和协同效应,是适应“机器换人”,实现稳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制造业转入如何影响中西部地区就业——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特征事实，利用2004—201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考察制造业转入中西部地区影响当地就业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1)制造业转入总体上显著促进了承接地就业增长，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转入一方面通过产业集聚及关联效应推动承接地产业发展而增加有效就业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促进承接地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抑制污染对劳动力的挤出并增加相关劳动力的需求。(3)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转入产生的就业促进效应在距离东部沿海一线城市800 km范围内以及人口规模为100万以上的城市样本中更加显著。(4)从产业关联效应考虑，制造业转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作用显著，对农林牧渔业及部分非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支持产业有序转移与有效承接、促进制造业转移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引导作用和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了重要启示。     

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工业机器人在企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能否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值得探讨。基于IFR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生存的效应与机制。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生存概率会上升35.60%;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非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效果更显著,政府补贴并未增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同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不同工业部门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存在明显不同,该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区域、高科技创新区域企业生存的促进效应更强;从作用机制来看,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规模扩大均是工业机器人应用重塑企业生存优势的重要渠道。在数字经济时代,上述发现为下一阶段工业机器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有益参考。     

智能制造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在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各界对于其经济后果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的人工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现状，探究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劳动力的依赖，企业在业绩下降时裁撤了更多低教育水平冗余劳动力资源，通过减少员工数量而非降低员工薪酬待遇的方式调整劳动力成本。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劳动力被替代可行性较高、劳动力调整成本较低、民营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客户集中度较低时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机器人换人”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直接证据，也为如何规避“机器人换人”的潜在风险提供借鉴。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产业集聚——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估计影响产业集聚的各个效应边际效益.通过理论分析,使用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全球价值分工程度通过要素禀赋效应、金融外部性效应、技术外部性效应和贸易成本效应影响制造业产业集聚机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劳动力和资本的竞争优势,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于产业集聚有明显正向影响,但贸易成本效应会阻碍产业集聚进程.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区位选择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经济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扩展劳动力市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盟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并未将劳动力挤出到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积极创造效应相较于消极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促进了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其中,中等受教育程度、中青年和农业户口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对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更为敏感;在信息化程度较高、户籍管制程度较低以及劳动保障程度较高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留人”效果较明显。为此,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的同时,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社会保障,放松户籍管制,这将有助于平稳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促进“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的实现。     

退休年龄延迟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运用2000—201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2007—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2878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退休年龄延迟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年龄延迟能够通过降低老年抚养比,显著增加就业率,对就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建议制定更加灵活、弹性的退休年龄延迟政策;重视退休年龄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异质性,加强对各年龄段劳动力就业的引导,对于劳动力技能进行针对性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利用效率。     

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以中国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加速融合为契机,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之间呈"U型"关系,在更换指标和模型以及考虑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且存在较强的行业异质性及区域异质性;工业智能化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渠道为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改善产品质量,而且影响效果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显著.政策启示在于:加强制造业领域的工业智能化应用;形成精准支撑的政策体系;发挥劳动力结构、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量的正向效应,引导工业智能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溢出与制造业升级——基于消费外部性的视角

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背景下，如何增强制造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成为了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两部门理论框架，从理论上说明了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接下来利用省-行业数据以及CHIP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通过消费外部性这一渠道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在就业替代效应的作用下倒逼制造业升级，该结论在利用经济普查数据检验后依旧成立。具体而言，在专业化分工的驱动下，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引致了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从而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升级或者退出。上述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

投入数字化的发展引致企业生产环境趋于复杂化且向技能劳动偏移,但现有文献并未重视这样是否会扩大不同性质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发展、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和价值链分工均会显著提升劳动技能溢价,且数字化投入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价值链分工水平会强化这一影响;异质性分析区分了国内和国外投入来源并发现国内数字化投入占主导地位,与技能溢价呈显著正相关,而国外投入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价值链分工会通过任务模型框架下的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创造和创新效应三种渠道作用于技能溢价;进一步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存在于行业内部与上下游行业间。因此,应关注投入数字化的三种渠道和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规避由劳动技能溢价而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风险。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它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但会促进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同时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3)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集约边际变动与广延边际变动的影响;(4)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上述结论意味着,将外部贸易自由化改革与内部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对培育就业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外资并购会促进就业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

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外资并购视角研究外资所有权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内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有限,对产业内的间接就业效应却非常显著。外资只有并购劳动力规模较小的企业才会产生直接的就业创造,但是外资并购会带来较大规模的产业内溢出,通过促进本土竞争企业发展,提高产业的整体就业吸收能力。外资并购的间接就业效应与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大小正相关,并且会在短期内逐步扩大。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与制造业隐含碳排放：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来逐步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和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1995—2009年40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环境账户数据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通报数据，系统考察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缔约方制造业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方式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显著降低了缔约方制造业的隐含碳排放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通过碳排放跨境转移的直接渠道，以及能耗效应、技术效应和替代效应三条间接渠道共同影响缔约方制造业的隐含碳排放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缩小了缔约方不同制造业部门间的隐含碳排放差距，但是这种碳排放削减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此外，缔约方制度环境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制造业隐含碳排放削减效应的发挥也具有差异化影响。最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不仅在缔约方不同制造业之间形成碳减排的循环“正反馈效应”,还有效降低了邻近经济体和高价值链关联度经济体的制造业隐含碳排放水平。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进一步通过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来降低制造业的隐含碳排放水平，进而实现制造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和政策参考。     

RCEP贸易网络演化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RCEP是东亚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改进的贸易联系强度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2021年RCEP制造业贸易网络与各成员国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演变趋势,并对贸易网络演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RCEP制造业整体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国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第二,网络中心度和贸易联系强度对成员国的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聚类系数与GVC分工地位负相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的聚类系数对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RCEP成员国均能从区域贸易网络发展中受益,但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提升更显著。第三,技术溢出、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韧性三种中介机制的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而对于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中欧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为分析贸易对绿色技术的传递作用，基于中间品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选取2000—2019年中欧15个细分制造业数据，使用OECD环境技术专利数据库计算欧盟和中国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从产品内贸易视角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产品内贸易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且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调节，绿色技术的行业溢出效应进一步放大；第二，相较于进口，产品内出口通过产业规模集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非物化型前沿环保技术更容易通过产品内出口向中国转移；第三，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内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加强与环保技术领先国的产品内贸易，通过模仿学习不断吸收物化于产品中的环保工艺，从而推动本国绿色技术迭代和更新。     

关税减让对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理论研究了关税减让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然后采用中国入世前后1999-2004年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美双边关税减让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中美双边关税减让都提高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并且这一正面影响在低技术行业更为明显。由于关税水平能够反映贸易保护的程度,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国内外贸易保护程度加大会减少中国就业,而贸易自由化则会增加中国就业。     

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的数据,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出发,检验中国制造业集聚经济效应。首先考察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一般因素,然后重点考察了企业规模因素对集聚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除了运输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一般因素之外,企业规模异质性也对集聚经济效应产生影响。最后通过构造隐含企业规模因素的集聚经济新变量,对企业规模异质的集聚经济效应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小型企业的专业化经济和竞争效应大于大中型企业。这一结论不仅反映了不同规模企业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差异,也说明了小型企业对制造业集聚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区域分工、数字化水平与中国产业链韧性

基于对“一带一路”区域分工影响中国产业链韧性以及数字化水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角度优化和改进衡量产业链韧性的指标,并构建“区域分工参与度”指数,从而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参与“一带一路”区域分工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传导机制显著促进中国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一带一路”数字化水平会在区域分工影响中国产业链韧性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一带一路”区域分工会在不同分工参与方向、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地区下对中国产业链韧性产生异质性影响,而数字化水平在不同的异质性检验中都增强了“一带一路”区域分工对中国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本文不仅从理论上为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区域分工提供了基础,也为维护和增强中国产业链韧性指出了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