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进口与企业间工资均等化

基于企业-产品层面数据,采用双边连续差分法,间接评估了数字贸易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传统进口贸易相比,数字贸易进口会促进企业间工资趋于均等化,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源自行业内企业工资差距的缩小和工资水平中等偏上的企业的工资趋向行业内中位数工资.数字贸易进口可以通过减少距离成本、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和提高进口贸易速度推动企业间工资均等化发展,但也会因价格差距的拉大而削弱其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开展数字贸易进口容易引致就业"替代效应"和进口"鲇鱼效应",这两种效应均会扩大企业间工资差距.     

人工智能与企业内工资差距：任务偏向还是技能偏向

鉴于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运用主要通过工业机器人实现,且会导致企业内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发生变动,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偏向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扩大了企业内任务工资差距和技能工资差距,但任务偏向较之技能偏向更为明显;这一现象在发展速度较慢和劳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中尤为突出;机器人应用的生产率效应是导致企业内任务工资差距扩大的主因,虽然劳动要素错配以损失部分生产率效应为代价,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内任务工资差距的扩大。本文认为加大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再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是实现企业内“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

投入数字化的发展引致企业生产环境趋于复杂化且向技能劳动偏移,但现有文献并未重视这样是否会扩大不同性质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发展、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和价值链分工均会显著提升劳动技能溢价,且数字化投入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价值链分工水平会强化这一影响;异质性分析区分了国内和国外投入来源并发现国内数字化投入占主导地位,与技能溢价呈显著正相关,而国外投入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价值链分工会通过任务模型框架下的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创造和创新效应三种渠道作用于技能溢价;进一步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存在于行业内部与上下游行业间。因此,应关注投入数字化的三种渠道和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规避由劳动技能溢价而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风险。     

数字经济对大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鸿沟效应

数字经济是驱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企业间仍存在不均衡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是否存在鸿沟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存在明显的鸿沟效应；影响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两类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差距，从而导致两者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融资能力较强、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以及组织适应性较强的大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本研究对政府如何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价值最大化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参考。     

制造业数字化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系统性地研究了制造业数字化对中国不同收入分布企业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有助于企业工资收入的增长，但对高工资收入水平的企业影响最大，从而显著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并且呈现出强烈的“马太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制造业数字化对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类型、地区分布、资本密集度和内部管理成本而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证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生产率渠道、创新渠道和产出规模渠道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本文为客观评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分配关系合理调整、制造业平稳数字化转型亦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在重塑行业内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技能-技术”匹配关系和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探讨其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技术进步扩大了行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但使整体工资水平趋于上升；(2)技术进步使低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缩小,但却扩大了高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3)制造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教育程度、行业内性别偏好、女性精细化能力优势以及低技能工作对体力技能需求下降的方式影响性别工资差距。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融资约束、企业动态与行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构建融资约束影响行业生产率理论模型,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两者关系,发现:(1)融资约束阻碍行业生产率提高,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融资约束对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大;(2)融资约束对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变动和企业间要素重置是融资约束影响行业生产率的两条渠道,其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影响更大;(3)引入企业动态对生产率增长分解,发现融资约束通过影响企业自身生产率提高、企业间要素配置和企业退出效应进而抑制了行业生产率增长.     

旅游企业工资变动模式和员工劳动供给量的关系研究——以张家界市旅游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

本文针对旅游业的就业模式具有很强季节性这一特殊性,将旅游企业工资划分为一般工资和加班工资,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旅游企业选择不同工资变动模式对员工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从模型推导可知增加加班工资一定会提高员工的劳动供给量,而提高一般工资水平则有可能增加或减少员工的劳动供给量.当旅游企业工资水平较低时,工资变动模式应该是改变一般工资水平,而不是实行加班工资制度;当其工资水平较高时,应该实行加班工资制度,以克服提高一般工资水平所产生的收入效应的负面影响,并以张家界市旅游企业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基于面板模型的山西省行业工资收入变化趋势实证研究

山西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行业收入随之不断增长,与此同时行业工资水平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出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和行业收入位次呈现不同变化的两方面特征,为此,运用2004年-2009年全省19个行业的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分析影响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业劳动生产率对行业工资收入影响具用较强的正效应,行业垄断度对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具有扩大效应,技术含量高行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对行业工资收入的影响较显著。为此提出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建议,从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其对企业内部薪酬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扩大的是合理薪酬差距,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业绩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有利于减少超额薪酬差距,扩大合理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为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与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行业收入差距: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建筑业为例

文章以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代表,使用Geweke的线性反馈模型分析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实际工资的贡献,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力要高于知识密集型行业,但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推动力不及后者。但在绝对量上,两个行业无论是工资对劳动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值都不大,说明目前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并未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而且劳动生产率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行业间收入差距,但即使是在没有行政垄断的行业,生产率差异也不是构成行业间收入差距(或劳动力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外包、劳动力需求与企业内工资差距——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1~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从异质性企业角度分析了承接外包对我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及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结论表明:企业承接外包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和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可以分解为生产率效应与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即承接外包最终会使企业减少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并降低企业内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我国公务员收入水平偏低吗

“公务员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一判断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用行业工资水平反映行业收入水平。劳动的收入是一个综合报酬，劳动者从其职业中获得的收入除了供其直接支配的工资外，还包括非工资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及无形收入。我国特殊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非工资收入占劳动收入的比重在行业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用行业工资水平反映行业收入水平这一被普遍采用的衡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方法在我国失效。在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虽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但非工资收入却非常丰厚，公务员收入不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是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我国行业工资差距最新趋势、国际比较、实证研究与调控建议

基于行业门类和行业大类的中观统计数据,采用极值比、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多个指标测度,可证明我国行业工资差距近期重新出现扩大迹象;且与世界主要国家横截面数据比较,当前我国行业工资差距依然偏大。结合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泰尔指数分解等实证研究结果证实,行业盈利水平、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差异、行业吸引新增投资从而造成人才需求旺盛等是造成行业工资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行政管制和垄断也是重要原因。政府应当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持续提升劳动者技能、促进传统行业工资增长,减少行政垄断、约束垄断行业的超高利润,特别是通过完善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业绩考核机制,调节国有垄断企业过高收入等途径进一步调节垄断行业不合理过高收入、缩小行业工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