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董事联结的调节效应

董事联结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企业获取异质性信息和稀缺资源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关系视角,构建了公司层面的董事网络中心度,考察董事联结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薪酬粘性越强;董事网络中心度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区分联结强度后发现,内外部董事联结关系的强弱会对治理效应产生差异化影响,需要警惕内部董事的强联结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而加剧高管薪酬粘性。以上发现意味着,网络位置与联结强度是影响董事联结治理效果的两大关键要素,董事联结的网络位置对管理层权力及薪酬粘性会产生重要的治理机制,但其作用的发挥同时需要依赖于内外部董事联结关系的强弱。     

合作网络、知识网络嵌入下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探究创新网络中不同网络嵌入下和网络间的交互关系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2010—2019年间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专利数据,分别构建企业发明人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并基于结构视角,分析两种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网络密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结果 ：探索性创新绩效与合作网络中心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与合作网络结构洞、知识网络密度具有负向关系;知识网络密度负向调节合作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探索性创新间的倒U型影响,而会正向调节合作网络结构洞对探索性创新的负向影响。本研究结果为深化创新网络理论提供参考。     

企业政治关联、不透明度与跨国并购绩效——基于投资者视角的微观证据

由于政治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并不明晰,本文从投资者的视角引入企业不透明度的概念探讨其内在机制,采用沪深两市2000—2016年的企业跨国并购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由于多重目标的约束,同时存在信息不对称,引致投资者对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有较低的预估;母国市场的干预程度和东道国市场的发育程度会影响信息传递,影响投资者对政治关联企业非市场行为的容忍程度,对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跨国并购绩效的消极影响起正向调节作用;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内部治理提高企业的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负向影响会被削弱。     

网络关系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问题实证研究

基于开放式创新和二元创新理论,运用问卷调查以及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了开放式创新条件下的内外部网络关系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伙伴即科研伙伴和商业伙伴的合作强度均对企业二元创新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企业员工的网络关系资本也对企业二元创新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科研伙伴和商业伙伴的合作强度通过正向影响员工的网络关系资本来推进企业二元创新,网络关系资本呈部分中介并起到知识吸收平台作用。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以中国沪深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CSR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绿色创新在CSR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之间影响关系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进行CSR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绿色创新在CSR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产业政策:一视同仁还是厚此薄彼——来自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证据

产业政策的有效执行是其效力发挥的关键。以2002—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影响企业投资同群效应角度考察产业政策执行过程是否存在非经济因素干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投资同群效应受到产业政策的显著影响,相较于未受产业政策影响的行业,受到产业政策影响行业的企业同群效应更加显著,反映出企业投资过程中存在经济理性特征;由于在政治关联作用下,产业政策执行出现异化,企业投资同群效应显著减弱,在信贷配给额度更高的企业和投资机会更多的企业中产业政策加剧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现象较少发生;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政治关联作用下,产业政策更多导致了企业投资向行业最高水平看齐的追赶效应。这一研究考察了产业政策执行是否存在有偏及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从而为产业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微观企业投资层面的经验证据。     

微信群中知识贡献中心性形成的前因因素和影响后果：基于调节焦点观点的探讨

微信群是知识传递的重要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微信群进行内部工作管理。不同于传统知识网络的形成,在微信群中每个人都可能是贡献知识的中心,然而微信工作群还存在种种问题,如成员并非总愿意去贡献知识。如何形成这种知识网络使得人们成为贡献知识的中心,同时将其转化为企业创新绩效,并没有实证研究进行相关探讨。文章基于调节焦点理论,探析了不同目标导向（促进型和防御型）的成员会对知识网络核心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到任务相似性和任务模糊性的影响。同时,在微信群中形成的知识贡献中心性还将对企业创新绩效起促进作用。文章通过搜集一家大型连锁酒店的5个工作微信群、共116家店长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支持了提出的大部分假设。     

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动态创新能力 ——基于多重治理情境的调节作用

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连锁董事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体现和社会资本的载体,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途径.连锁董事网络位置体现了网络权力,会通过机会感知、资源整合和知识吸收效应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本文拓展了创新能力的动态维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连锁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探讨治理情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转化能力均有显著影响;结构洞对创新投入能力有显著影响,而对创新产出能力和创新转化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连锁董事网络位置与动态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多重治理因素调节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的理论分析拓展了连锁董事网络和动态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以为中国企业动态创新、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和连锁董事网络构建提供借鉴.     

基于跨国并购的创新网络嵌入、网络异质性与创新质量研究

区别于现有研究通常将跨国并购视为一个“事件”研究其对并购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创新网络视角，文章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探讨基于跨国并购的国外创新网络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通过跨国并购嵌入创新网络的直接联系促进了创新质量提升，间接联系和结构洞对创新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网络异质性对基于跨国并购的创新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在网络异质适度阶段，网络异质性正向调节基于跨国并购的创新网络嵌入的创新质量效应，在网络异质过度阶段，网络异质性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有效嵌入国外创新网络，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质量，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团队精神型领导与研发团队创新行为的关系——团队自省性和团队外部社会资本的影响

研发团队创新行为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以往研究相对忽略了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文章借鉴创新成分理论和创造力系统理论,聚焦于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以及团队外部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通过对106个研发团队329名研发团队成员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团队自省性在团队精神型领导和团队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团队外部社会资本调节了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团队外部社会资本越高,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也越强,反之越弱。团队外部社会资本还调节了团队自省性在团队精神型领导和团队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团队外部社会资本越高,团队精神型领导通过团队自省性的中介进而对团队创新行为的影响也越强,反之越弱。研究结论拓展了中国组织情景下精神型领导在团队层次的影响效应研究,也拓展了团队创新行为的精神性动力因素及其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双元创新——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与遮掩效应

实现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企业需要适应环境开展与平衡探索式与开发式创新活动，提升双元创新水平。本文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探究董事网络中心度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正向影响，且相比于开发式创新，网络中心度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两类代理成本在网络中心度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在网络中心度与开发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代理成本路径均显著，而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仅有利于探索式创新，且只有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代理成本路径主要表现在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中。研究揭示出董事网络中心度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代理成本路径，同时关注独立董事网络与非执行董事网络的治理效应差异，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理论与企业双元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     

企业创新绩效的前因变量:员工嵌入性视角

通过对226个企业员工社会网络特征等因素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数据收集和研究,发现企业员工社会网络特征中的员工联系强度与异质性,知识分享质量和企业IT应用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检验了企业知识分享质量是员工联系强度与创新绩效的中介变量,以及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相关变量对创新绩效影响存在差异.论文的研究结论丰富和检验了在中国社会更适合强关系理论解释现实,这对企业改善知识分享质量和员工网络关系,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制造企业创新网络与双元性学习——基于垂直、水平创新网络的比较研究

文章将制造企业创新网络分为垂直创新网络和水平创新网络，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了两类创新网络对双元性学习的差异化影响机制，揭示了有效提升企业双元性学习的相关创新网络特征。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强度主要通过提升网络质量，间接促进双元性学习，且垂直网络的效果优于水平网络。垂直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有正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而水平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的效应均不显著。网络管理能力强化了垂直网络强度对双元性学习的积极影响，弱化了水平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的消极影响。     

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现金持有:“扶持”还是“掠夺”?——基于不同产权视角的研究

文章首次基于不同产权视角,研究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影响机制的差异.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分别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作用,支持了高管政治关联的“掠夺”假说;民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支持了“扶持”假说;而央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均无显著影响.企业的产权性质会显著影响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作用机制,这一结论对于企业财务领域的研究与实务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传染的周转率与基金业绩波动关系研究

基于从发现投资机会的视角来解释基金的频繁交易对基金业绩影响的新理论,本文对基金周转率的传染机制、基金业绩波动的联动效应以及基金周转率对其他基金业绩波动产生的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借鉴SIR模型的思路,基于基金经理的社会网络构建Fund SIR模型的分析框架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基金经理可以提前获取投资信息来指导其实际的投资决策;(2)基于基金经理的社会网络,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下的基金周转率具有传染性,业绩波动具有联动效应;(3)处于越多维度的关系网络下的基金周转率传染性和基金业绩联动效应越明显;(4)基金周转率不仅会对其业绩波动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下的其他基金的业绩波动产生溢出效应;(5)基金业绩波动与基金经理的社会网络规模呈现倒“U”型关系.     

社会资本对电商企业营销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

电商企业因其具有较高的创新活力,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获取到电商企业的相关数据,以社会资本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为基础,采用OLS回归等实证方法,得出社会资本的结构因素、关系因素与认知因素均对电商企业营销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分享在关系因素对营销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多元化经营的同群效应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始,多元化经营战略逐渐为我国企业所青睐。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现象非常普遍。凡是进入我国企业100强排行榜的上市公司,几乎都存在着跨行业经营的现象。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决策不仅受到公司个体特征的影响,而且会受到不同公司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部分学者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s)理论引入到公司经营决策研究中,发现特定群体内部的公司之间的治理行为呈现趋同性的特征。而随着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现象的普遍化,多元化经营决策的同群效应逐渐凸显出来。基于已有关于企业经营决策中同群效应的文献,本文将介绍同群效应理论,通过分析多元化经营同群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与外在表现,试图探讨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与风险的影响。     

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和专利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作用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能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正向调节着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引进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正向调节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时溢出效应与逆向溢出效应互为前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动机影响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作用，仅在同一东道国市场和仅在不同东道国市场经营的内资企业、以市场开拓为海外投资动机的内资企业从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中获利。     

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强的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这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仍存在较大学术争议。在中美经贸关系趋向平缓和中国扩大进口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将产业链关联和技术差距引入基准分析框架进行扩展,揭示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同行业正向作用大于前向关联负向作用,后向关联影响整体不显著;总效应关于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程度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绝大多数行业处于正向作用区间。机理上,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存在正向竞争逃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重置效应,以及负向竞争挤出效应和产品锁定效应;基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回归表明,竞争效应主要存在于同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于同行业和上游行业,产品锁定效应存在于上游行业。政策上,强化与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第三国”进口合作,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效率和地区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更好发挥进口竞争的正向创新效应。本文对扩大进口战略提升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和重新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并购如何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基于知识宽度和创新效率的分析

使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并购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企业数字并购行为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并购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通过PSM-DID和控制函数法对自选择偏差、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加以控制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并购可以通过拓广企业知识宽度和提升创新效率来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调节效应显示，知识吸收能力和资源冗余均会加强数字并购对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国家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以及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