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入)效应:产业组织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FDI对同一产业国内投资影响的理论模型。模型显示:存在一个FDI的临界规模。当FDI规模小于临界规模,FDI对产业内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反之,FDI存在产业内挤出效应。比较静态分析表明,FDI溢出效应、外国企业生产成本(竞争力),以及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初始数量是影响FDI产业内挤出(入)效应强弱的主要因素。本文应用中国工业部门18个行业的Panel数据得出的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     

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挤出抑或挤入

文章基于加速方程构建了一个包括产业内FDI、上下游产业FDI的国内投资模型,有效地识别和区分了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产业间效应和产业内效应。理论分析表明,FDI产业间效应主要表现为对内资的挤入效应,而产业内效应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但也存在由于水平溢出而间接产生挤入效应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利用2002年～2005年2位数制造业层面的Panel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FDI对内资的挤出(入)效应。基于国内总投资和分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投资的实证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挤入挤出效应的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一直是研究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Agosin和Mayer（2000）的总投资模型,选取2003-2006年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流入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同时本文对挤出效应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内投资的挤入效应研究

本文建立了衡量挤入、挤出效应的计量模型，利用模型定量地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浙江省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的结论，并分析了产生挤入效应的原因。     

挤出还是挤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效应

本文通过将聊引入投资模型,进行FDI对我国国内投资挤入或挤出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从当期效应看,全国FDI对总投资增加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和中部的FDI对总投资有显著性的正影响,而西部FDI的增加,具有减少总投资的效应;从长期效应看,就全国整体而言,FDI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但并不显著,东部以及西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有挤出效应,但并没有拒绝对临界水平1的虚拟假设,因而FDI对国内投资的这种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而对于中部,FDI对国内投资具有很强的挤入效应.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挤入"还是"挤出"了国内投资

本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绝对挤入挤出模型,由此修正了已有的相对挤入挤出模型存在的不严谨之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影响。最终结论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不显著;而在我国东部地区则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FDI的挤出效应不显著。     

外国直接投资挤出(挤入)国内投资的作用机制

本文借助资本边际收益线的变化说明在不同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挤出（挤入）国内投资的作用机制,指出国外资本技术含量增加（使资本边际收益线变得更平缓）和东道国政策优惠等因素（使资本边际收益线向上平移）使FDI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FDI通过对产业链中上下游产品生产的带动或替代对国内投资产生部分挤入或部分挤出效应.总之,产品市场、金融和要素市场是FDI挤出（挤入）国内投资的主要机制.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内投资的挤入效应研究

本文建立了衡量挤入、挤出效应的计量模型,利用模型定量地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浙江省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的结论,并分析了产生挤入效应的原因.     

FDI对中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开放条件下,FDI会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者挤入效应。本文对1987—2001年FDI对中国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最近的15年间,FDI对国内投资总体上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大多数省份的投资也存在挤入效应,但在东部沿海省份挤出效应和中性效应则占一定的主导地位;FDI对不同地区投资的影响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呈现出由东向西渐次减弱的状态。     

中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基于1979—2008年PanelData模型的分析

以1979—200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FD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Panel Data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同时还比较了1990年之后的计算结果。从而得出以下结论：FDI对各地区的国内投资没有明显的挤入挤出效应,主要是一种平行影响;全国数据在三十年间呈挤入效应,最近二十年间却呈现挤出表现。     

FDI对“长三角”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衡量挤入挤出效应的数量模型,以1986-2006年我国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FD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对FDI对长三角地区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两省一市FDI对国内投资均为挤入效应,江苏和浙江的挤入效应较显著。而上海则呈现出较弱的挤入效应。文章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FDI会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吗——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利用《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年）中5个行业的28个子行业的1995—2006年的相关数据考察R＆D人力资本、R＆D的支出费用和的FDI外溢效应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通过动态面板回归实证分析发现技术进步[以生产率指数（TFP）、技术变化指数（TECH）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作为测量指标]是向均衡稳态收敛的。但FDI没有促进生产率、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FDI的外溢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即FDI的外溢效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当前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没有达到这个阀值。因此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不能通过FDI溢出效应实现。当区分行业中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后,这一结论也仍然成立。     

外商直接投资地理性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江苏例证

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地理性聚集的特征，并呈现出显著的国（地区）别效应（即来源地效应）。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国（地区）进行聚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本文以江苏省的外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应用企业地理定位选择的计量模型对外资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外资企业的地理性聚集具有高度的母国（地区）聚集（即来源地聚集）倾向，非母国（地区）的一般性外资聚集对投资者定位决策的影响力较弱。动态角度的观察显示，来源地聚集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吸引力显著上升，而一般性外资聚集逐渐表现出负的外部性。此外，国（地区）别效应在不同来源地企业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问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DI聚集，国（地区）别效应在作用程度上是不同的。     

外商投资绩效及其"挤出效应"的区际实证

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两点不足：一是对FDI的作用分析主要集中在正面效应上，而对其挤出效应则缺乏足够的重视；一是对FDI效应的区际差距仍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本文以我国东西部地区在1986～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多种形式的计量分析，对我国在FDI利用上的区际差距及其“挤出效应”的存在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我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增加,FDI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大量的FDI对我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利用Manuel R.Agosin和Ricardo Mayer(2000)提出的挤入挤出模型对1983-2005年间我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FDI对我国国内投资有正向的挤入效用.     

利用FDI技术外溢效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发展中国家利用跨国公司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快速升级,经济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效应。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6224亿美元,已经连续13年成为吸收FDI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吸收FDI最大的东道国之一。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的速度大大加快。截至2005年,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700多家,比2000年增长7倍左右。     

技术进步、资本形成与劳动力就业——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渠道分析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文章对FDI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渠道(劳动力就业、国内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FDI都通过促进劳动力就业和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虽然FDI在短期内对国内投资存在着正向的"挤入"效应,但在长期内却"挤出"了国内投资。比较二者之间的产出弹性,发现FDI的产出弹性要小于国内投资。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区位差异的实证分析

自从中国加入WTO,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一直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本文通过选取1985-2009年全国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说明FDI是影响我国就业区位差异的重要因素,FDI的区位分布影响了就业的区位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继续扩大FDI规模,缓解就业压力。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地理距离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否帮助本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基于1998—2003年近百万个制造业企业样本,重点考察FDI对内资企业的净效应,亦称溢出效应。在利用Olley-Pakes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明显呈现出地区性的特点,即外资能够帮助其周边地区同行业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对较远地区企业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