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而城镇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愈发明显。选取城镇化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我国各地区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各地区环境污染程度,且城镇化水平越低,对环境污染的遏制效果越好;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显著提高了环境压力,但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这一驱动作用;金融发展在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容易提高环境压力,且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最后,从绿色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视角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     

中国城镇化、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9—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基础上,考察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与区域差异,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不显著,居民消费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亦存在着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且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距拐点还有一段距离;城镇化水平提高能抑制居民消费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且居民消费水平不同的地区,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最优化理论论证了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调整双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利用2007年～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确可以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且财政分权存在地区性差异和门槛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依据财政分权程度的不同将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作用,且财政分权存在最优区间,在最优区间内,产业结构调整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     

中国式分权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文章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讨了中国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制度框架下,经济增长在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目标间矛盾冲突会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行为动机产生削弱作用.文章基于全国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理论预期,即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1992年-200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重点考察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与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成正比，而且是否存在激励相容的制度因素也可能对环境污染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选取地区工业污染源治理强度作为政府环境治理的代理指标,利用2003—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垂直治理体制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自身并不是导致中国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的原因,适度的财政支出分权能够有效地促进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水平,财政收入分权和中央向下转移支付的对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了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变量间的交互效应后发现,转移支付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但过度分权降低了转移支付效率,造成环境治理投入偏低。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基于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利用2007年～2014年的地市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扭曲和约束不足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最终降低了环境质量,并且收入分权通过地区产业结构渠道比支出分权通过节能环保投入渠道所起的作用更大.此外,财政分权对不同外溢性环境污染的作用在不同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应调整产业结构分布,注重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完善环境税体系,建立节能环保专项基金;将环境指标纳入官员晋升激励机制,遏制地方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合理制定地区污染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政策.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门槛效应研究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6—2015年省级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十余年来中国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加速攀升,区域不平衡和梯度分布特征明显;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不断优化;中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重点关注中部金融集聚的水平与质量,优化资金投资方向及效率,优先支持创新驱动与生态环保类项目,以提升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我国迫切需要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这关系着我国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保障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等一系列重大国计民生问题。我国要通过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法律的角度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加大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强调公众参与原则,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与法律观念。做到更好地治理我国农村的环境污染,充分发挥法律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问题的重要作用。     

初论信息环境污染

首次系统的提出信息环境污染的新理念，并就信息环境污染表现的特征，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出信息墙控制信息环境污染的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我国的生态税费体系

生态税费制度的依据主要涉及"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两个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于环境问题以税费手段进行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环保税收、补贴、创造市场--排污许可证、规制.构建我国生态税费体系的政策建议:开征新的专门的环保税,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具有生态目的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制度.     

保护环境的政府对策

环境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在现实社会中,人类生存和产品的生产所面临的越来越紧迫的问题,正是环境问题。如水资源的污染、全球变暖、大气层上的臭氧层变薄、酸雨和地表臭氧增加(城市烟雾)等,使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保护与治理环境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政府的身上。政府保护与治理环境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开征污染税;二是政府管制;三是出售污染许可证。本文就是依据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阐述基本的观点与看法。     

城市化对健康的影响研究评述：利弊分析与未来展望

快速的城市化对健康产生双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城市化使城市人群能够分享现代医疗技术的最新成果,从而使城市人群的预期寿命更长,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更低;但同时城市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城市环境的污染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又使城市人群在许多疾病的发病率上高于农村。城市化对健康的影响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尝试对此问题做一评述性研究。     

区域金融的环境效应实证研究

金融活动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自身的资源消耗与排放影响环境,另一方面更广泛地通过融资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功能间接影响环境,因而金融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正在逐步形成环境金融的概念。环境与金融发展状况均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区域性因素的影响,具有区域性特征,这种区域性特征在区域差异较大的中国表现较为明显。从中国区域视角的实证检验中发现,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与区域环境质量存在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区域环境金融投资尚未对区域环境质量做出显著性贡献,区域间环境金融发展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     

我国废气排放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废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是我国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滞后模型对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废气排放呈现出“高—高集聚”（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和“低—低集聚”（西部地区）的空间自相关性；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分别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影响废气排放的因素是多维而复杂的，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废气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加重空气污染程度。因此，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政策，各地区应协同治理环境污染；要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     

环境污染的预防与环境管制的博弈分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管制是政府社会性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不同污染类型下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管制政策上的合作态度所导致的社会福利的差别、在管制进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在管制冲突时讨价还价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我国环境管制的效率,保障环境质量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提供参考。     

嘉兴市水污染问题及防治对策

通过考察嘉兴市域内水污染的现状，分析了影响嘉兴水环境污染的原因，提出防治嘉兴水污染所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单位根的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而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不能自发缓解环境污染，要阻止环境进一步恶化，只能通过一定的政策和激励来减少各企业每单位产出的污染强度，或通过产业转型，从多污染型向少污染型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