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幸福感高低与居民的职业、经济收入关联性较高,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对医疗、交通、环保、安全等外部环境状况的满意度普遍较低。影响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民生因素、人际关系因素和社会因素。提出了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加快"软环境"建设;改善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转变职能,建立以多数人幸福为目标的和谐社会;加强居民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等对策建议。     

收入门槛、相对剥夺与老年人幸福感

本文利用我国东、中、西部12个省份的城镇和农村3970名55岁以上老年人微观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发展差异背景下老年人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显著;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健康和娱乐等途径产生间接效应;除了城镇地区,相对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都显著;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的收入转折点低于东部和城镇地区.因此,增加收入有利于提高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且应当切实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水平.     

幸福悖论、公共支出与国民幸福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数据的中国部分,采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我国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与国民幸福之间关联并不明显,存在“幸福悖论”现象。公共支出以倒U型曲线的方式影响国民幸福,其规模并非越大越好。第二,从结构上来看,保障支出对国民幸福产生的影响最为积极,管理支出也起到了间接的正向作用,而建设支出由于其效益的显现需经历较为漫长的时间段,故其对居民当期幸福感的影响为负。鉴于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基础作用,适度扩大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以更好的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基于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对我国居民幸福指数的研究——论国民幸福指数

居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而广受重视。居民幸福指数既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质量,又反映人民群众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因此,分析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及影响因素,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是人类追求幸福、实现全面发展的最好体现,亦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对我国31个省市进行研究,旨在研究各地常住居民的幸福指数,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幸福感。     

浅析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目前我国已进人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差距仍不断扩大,社会进步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长此以往,终会阻滞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居民收人水平的提高,居民幸福感却没有明显上升,相反,还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呈现出"不幸福增长"的格局。本文通过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此,针对性地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策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获得长期经济发展,进而对提高居民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机会不平等:经济增长中存在幸福悖论的一个深层原因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产生"幸福悖论"的原因之一。基于机会不平等与人们幸福感之间影响机制的分析,给出了政策建议。认为国家在制订各项政策的同时,应该考虑影响人们幸福感的负向因素,避免出台的相应配套政策产生的负向因素,削弱甚至抵消主流政策。     

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安居乐业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理想,高房价却影响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缓解居民购房压力、提升住房满意度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那么缴纳住房公积金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和中介(遮掩)效应检验模型,研究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居民比没有缴纳的居民幸福感更高,缴纳住房公积金能使居民感觉“非常幸福”和“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1.57%和0.40%,感觉“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58%、0.30%和0.09%。第二,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不同收入、不同风险偏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高收入、低风险偏好居民的幸福效应更加明显。第三,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一部分是直接影响,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间接影响。为增强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幸福效应,本文最后从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和监督机制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幸福悖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评述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幸福度,当人们幸福度提高水平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时,就出现了"幸福悖论"现象。本文从"忽视变量"和"比较视角"两个方面总结了"幸福悖论"的相关理论;然后归纳了有关解释"幸福悖论"的模型;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收入分配对江苏居民幸福感影响与对策探析

居民幸福感是目前检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居民幸福感受经济、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比较大,而首要的是收入因素,但目前发现江苏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比较高,而居民幸福感却相对比较低,这是因为收入分配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举措,也是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惠及每一个公民的重要保障,更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江苏省应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初次分配及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从而不断提高居民幸福感。     

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构建

本文以幸福感的基本内涵为出发点,着眼于幸福源头的两个方面,从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感得以实现的三个层次把握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三元性,进而构建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我国居民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然而有学者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很大进步,但国民幸福水平呈现下降态势,称为"中国谜题"。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在实证研究中,并未发现收入差距一定是降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根源。文章通过相关问题的梳理发现,由于现实中收入分布(结构)及演变过程的多态性与人们认知工具手段的有限性,收入差距严重与否,取决于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价值判断。     

北京居民幸福指数的编制方法及变动分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连续三年进行的居民幸福感调查及幸福指数编制的方法,并根据问卷调查数据,从身心健康、物质条件、家庭生活、社会关系和自我价值实现等角度简要介绍了不同人群的幸福感状况及其幸福观。并利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测定了影响北京市居民幸福程度的主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基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再审视

本文基于2008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主观幸福感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居民的福利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福利,并通过影响收入、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三条机制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政府质量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加强正向渗透作用和替代效应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而在政府质量中等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工作让生活更美好: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

基于2003-2010年多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经验评估就业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为城镇居民幸福感的走势变迁提供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是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并非任意工作,而是只有高质量就业才能提升幸福感.作为就业质量的主观评价指标,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对工作表示非常不满意的就业人员,其幸福感水平甚至低于无业人员.路径分析发现,劳务派遣和零散工等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既对幸福感具有直接的负作用,又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公平感而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在幸福感的单项与多维度测量指标之间,以及不同年度调查数据之间保持稳健一致.积极就业政策背景下就业状况的改善,是理解中国居民幸福感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持续下降而在2003年左右开始触底反弹的可行路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不仅能够提升民生幸福,也是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     

城乡居民幸福测量的结构方程模型

文章采用浙江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的样本数据,用因子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各因素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居民幸福指数三级测量指标体系,测算出了居民幸福单项指数、影响因子指数和总指数,得到结论如下：居民幸福指数由健康生活、工作保障、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满意、未来信心六个因子构成,其薄弱点主要在体现在社会环境、工作保障和生活环境三大方面的因子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民生幸福经济及管理讨论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主动追求幸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移民现象即是典型体现。本文以迁徙对民生幸福感的影响作为案例,对地区、收入、环境等因素对民生幸福的影响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民生幸福与经济的关系、总结民生幸福经济与管理的方法,以期对民生幸福研究提供参考。     

民生幸福经济及管理讨论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主动追求幸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移民现象即是典型体现。本文以迁徙对民生幸福感的影响作为案例,对地区、收入、环境等因素对民生幸福的影响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民生幸福与经济的关系、总结民生幸福经济与管理的方法,以期对民生幸福研究提供参考。     

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群组差异的实证研究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幸福指数已经进入我国各级政府的决策视野。本文对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的群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基层女性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不同年龄上存在着一定的波动,但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已婚的基层女性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其他婚姻状况的基层女性公务员;基层女性公务员的学历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基层女性公务员的收入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基层女性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对"幸福——收入悖论"的解释与探讨

"幸福一收人悖论"是指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收人与幸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幸福经济学从相对收人、收人差距、适应性、性格因素等方面来解释"幸福一收人悖论",但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也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相比之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幸福一收人"悖论有较好的解释力.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经济增长到...     

变满意营销为幸福营销——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消费者幸福问题研究

积极心理学将理解和帮助人们获得幸福和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目标。消费活动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获得有着重大意义。企业经营者应该将生产和经营的目的提高到使人获得幸福的高度来认识。由满意营销上升到幸福营销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企业发展的潜在空间和机遇。企业要注意提升企业理念、增强产品和服务的人性化设计、建立消费者幸福感评估体系,以获得自身良好的发展,并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