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CGSS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规模扩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并且对东部地区居民和高收入群体所产生的负效应要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居民和低收入群体。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增加人口密度两条途径来传递的,即通过前者产生间接的正向作用,而通过后者产生间接的负效应。     

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5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和城乡一体化程度则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差异仅存在于医疗卫生服务,其显著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余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影响.城市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     

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通过描述统计和分层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都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提高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增加绝对收入的同时,缩小社会的相对收入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幸福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视角

本文采用CGSS(2010)大样本微观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显示社会保障显著增加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且通过分项分析和分群体分析发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此外,社会保障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研究结论将对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为方向的社会保障体制改进有重要意义。     

收入门槛、相对剥夺与老年人幸福感

本文利用我国东、中、西部12个省份的城镇和农村3970名55岁以上老年人微观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发展差异背景下老年人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显著;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健康和娱乐等途径产生间接效应;除了城镇地区,相对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都显著;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的收入转折点低于东部和城镇地区.因此,增加收入有利于提高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且应当切实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水平.     

基于威尔逊系数的我国制造业收入差距与FDI关系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的地区间、城乡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在吸引外资的众多行业中,制造业是其中率先开放的行业,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活跃的领域。在制造业引进外资并获得快速扩张的同时,制造业收入差距会更直接更显著地受FDI影响。所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收入①水平的变化、对制造业的行业内部收入差距变化以及整个经济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本文使用威尔逊系数探讨制造业收入差距问题,发现FDI的持续投入会使制造业收入差距呈倒U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得出从长期来看FDI对制造业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的结论。     

基于PDL模型下常州市FDI累积效应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

随着常州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居民所获物质财富总量和享有的福利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于此同时近年来常州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累积水平和出口贸易额度也持续提高。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积累效应对地区经济的长效影响,将有助于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FDI和出口贸易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借用了动态时间序列PDL模型并结合1990年-2011年常州市出口贸易和FDI的相关数据,分析常州市出口贸易量受不同时期FDI的影响程度,研究的实证结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之间不仅具有短期作用,同时存在长期滞后效应,10年滞后期的作用逐步趋零;最后,提出如何通过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向出口企业的投资流向和建立有序连贯的引资政策角度来合理调整引资结构,促进常州市贸易结构的合理转型。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贸易结核效应的区域差异性检验

通过建立动态PanelData模型来分别考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贸易结构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效应的影响是最显著的,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根据实证检验结果,要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加强中西部地区的“硬”、“软”环境建设,优化这两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并提升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规模效应、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三种机制对中国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其中,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增长效应为正。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雾霾污染正相关;地区生产总值与雾霾污染显著负相关,煤炭消费、机动车辆、贸易开放度、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以及产业结构与雾霾污染显著正相关,人力资本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顾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     

我国FDI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性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内生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不仅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而且通过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强烈地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西部地区市场化引资所面临的路径依赖。     

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研究

在对南通地区居民幸福感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回归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各个因素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及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相对于绝对收入来说是更显著;性别、户口性质、单位性质、居住方式、婚姻状况等会影响居民幸福感,但相关程度很低;空气质量、环境卫生会对居民幸福感造成影响,且影响程度相对比较显著。应通过改变和协调各种因素,减少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综合提高居民幸福感。     

外资流入与居民健康异质性

本文采用2009-2017年涵盖149个国家(地区)、80多万受访者的盖乐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居民健康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受益群体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居民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逐渐减弱,即使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FDI流入可以有效提高东道国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直接改善居民健康状况,也可以通过引致东道国居民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扩大间接影响居民健康水平;与预期不同,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并不显著;居民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低收入者、低教育群体和女性等弱势群体受益更多.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为响应＂建设幸福广东＂的＂十二五＂目标,采用追踪研究法,跨越4年时间,获取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进行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和获致因素对幸福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居住地环境和工作单位性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该结论对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具有指导作用。     

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一般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发现:(1)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公共支出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在控制了消费之后,公共支出的作用显著下降;(2)对公共支出进行分解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等社会性支出是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支出,其他支出对农民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3)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等级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它对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穷人的消费水平较低,他们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这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支出确实是通过促进消费来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鉴于此,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是增强农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而且公共支出应该更加向穷人倾斜。     

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居民幸福感——来自CGSS2008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居民幸福感,但其主要通过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增加人们收入、改善人们健康状况,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民生改善渠道,间接作用于居民幸福感。这一结论与样本选择无关,也不受自选择效应和变量内生性影响。中国政府在发挥比较优势有序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可考虑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培训等民生方面支出缓解其可能的负面效应,使经济全球化福利惠及中国每个居民。     

FDI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研究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日趋提升,当前我国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发生了转变,吸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偏好呈现出由"量"向"质"的转变过程,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成为我国在吸引外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质量和利用质量两个角度,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定义和衡量方式,并进一步探讨了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从技术进步效应、倒逼国内企业研发创新、对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三个角度对我国制造业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机制。最终提出确保国内市场与政策的宏观稳定性;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实现本土制造业企业自发创新升级;全面评估外资进入的潜在风险,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的政策性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能劳动力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对全球价值链中外商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建立一个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两种类型劳动力(技能与非技能劳动力)收入分配变动的简单模型,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提高的决定因素。然后,利用历年中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在控制了产出、固定资产投资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正向地促进了技能型劳动力工资的提高。     

健康中国视角下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卫生学研究

中国步入小康社会之后,居民主观幸福感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是值得研究与探索的一个问题。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面板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家庭收入、教育程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得到中国居民主要家庭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化结果,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等主要结论,依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建议。     

工作让生活更美好: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

基于2003-2010年多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经验评估就业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为城镇居民幸福感的走势变迁提供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是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并非任意工作,而是只有高质量就业才能提升幸福感.作为就业质量的主观评价指标,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对工作表示非常不满意的就业人员,其幸福感水平甚至低于无业人员.路径分析发现,劳务派遣和零散工等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既对幸福感具有直接的负作用,又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公平感而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在幸福感的单项与多维度测量指标之间,以及不同年度调查数据之间保持稳健一致.积极就业政策背景下就业状况的改善,是理解中国居民幸福感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持续下降而在2003年左右开始触底反弹的可行路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不仅能够提升民生幸福,也是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影响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1992年起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引资国,2001年更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制度更新以及解决就业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对大学生就业是否产生影响,作者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对大学生就业规模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相关部门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