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五年规划”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激励下,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跨境并购来贯彻产业政策,以在短期内实现产业升级。然而,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普遍存在溢价高和完成率低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本文以1991—2015年间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交易为样本,考察"五年规划"中的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之间的关联。实证结果表明,与所在行业不受当期"五年规划"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相比,受到支持的企业支付了更高的并购溢价,平均达到8%—10%;然而,并购完成的平均概率却要低36%左右。进一步,本文发现,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能从金融体系中得到更多廉价的资金,并从政府得到更多补贴。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在完成"政策性任务"的激励以及金融体系等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倾向于支付高价以实现并购。然而,正是因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重要意图是为了贯彻国家战略,因此更容易受到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阻挠,导致完成率较低。     

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研究进展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市场进入方式(entry mode)的比较、海外并购的动因、海外并购的财富效应、海外并购的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策略。文章通过对上述五个方面的回顾,指出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以面向国际竞争力提升为目标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能力的研究作为一个研究方向。     

浅析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背景下,全球资产规模大幅缩水,中国企业对海外战略性资源的渴求以及其丰厚的资金储备使得他们逐渐认识到目前通过海外并购是实现其跨越武发展的极佳时机.但是也必须意识到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包括国家政治风险、海外并购经验缺乏及并购后整合困难等等.本文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任重道远,在此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协调统一、循序渐进,认真准备克服一系列困难的对策,不断积累经验,以长远的目光规划企业的海外战略发展蓝图.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对价支付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213宗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绝大多数交易选择了现金对价,一小部分选择了混合对价,极少选择了股票对价。这种对价策略从经济和治理后果上看弊大于利。而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低,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差是制约企业海外并购对价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并购方的综合素质、东道国的规制、习俗以及目标企业的股权结构、行业属性等因素,也影响着并购对价方式。对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证券市场国际板建设、实施注资式境外并购以及开展联合并购等政策建议。     

在美实施跨国并购:程序、技巧及反思

中国企业到美国开展并购活动已成了国际媒体热门话题.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企业并购"好吃未必好消化",并购对象的选择、并购路径等细节和技术问题,则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一个瓶颈.其实,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之路,不但需要明确的战略和充足的资金,更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操作方法和技巧.     

国际经验、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营绩效

本文运用组织学习论和制度因素论,对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对自身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论,并以2000-2007年在沪深两地和中国香港上市的非金融类企业发起的海外并购交易为样本,对其现金流、账面收益和股东财富相关的多种财务绩效指标在海外并购前后超收益的变化趋势和决定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经验和海外并购经验越丰富,采取海外并购后的绩效越好;选择文化距离越小的东道国,海外并购后的绩效也越好。同时,相对国家竞争优势及东道国管制人文特征等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有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与中国OFDI企业“走下去”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相结合的视角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也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金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中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面临能否“走下去”的困境.本文创新性的基于“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视角,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体系,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东道国金融生态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机理,重点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2013-2017年204家上市企业在30个沿线国家的投资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并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跨国并购和国有企业短期内“风险偏好”的特征得以证实.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外来者劣势与海外并购企业的生产率提升

海外并购已成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投资和实现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战略选择。外来者劣势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面临着的诸多困难之一。“外来者”身份会对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与生产率提升这一关键问题产生负面影响,化解负面影响需作深入的细化研究。选取2008-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共计197起海外并购事件,以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地理距离分别作为外来者劣势中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替代变量,分析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合法性缺失导致的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有显著负影响,但信息不对称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投资能显著弱化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致的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生产率的负影响,国际化经验和出口能克服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但对文化距离带来的合法性缺失的弱化效果并不明显。     

产业政策与僵尸企业形成

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以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对我国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沦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而地方产业政策则会加剧僵尸企业的形成;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影响了资源配置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了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市场分割、市场竞争以及去产能政策会调节产业政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上述结论从宏观产业政策的角度提供了我国僵尸企业成因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为协调央地关系、僵尸企业出清以及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及其策略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经济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这给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许多的风险。文章从并购目标国、并购重点领域、目标企业及并购方式几个方面提出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下实施海外并购的策略选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现状、趋势与建议

在全球第五次跨国并购和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跨国并购在我国已悄然开始,并呈现现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跨国并购这把“双刃剑”,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应辨正看待跨国并购所引发的问题,如垄断、技术升级陷阱和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建议政府综合运用竞争政策、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适当引导,并加快立法工作的建设。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新特征及对策

近年来,全球企业并购保持规模不断扩大的总体态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也在稳定增长,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已成为全球企业海外并购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资金的区域流向越来越以欧美发达国家为重点;产业流向也越来越向以电子、机械、金融服务为主的方向发展。区域与产业的资金流向变化,体现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新战略: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企业以获得先进技术或占领高端消费市场为宗旨,更加重视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发展。但由于中国跨国企业形成时间相对较短、总体竞争实力不强,使其规避海外国家风险的能力较弱,需要重视海外并购国家风险的量化评估、加快建立海外并购资产权益保护机制,以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不断发展。     

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被认为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然而,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检验。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     

产业政策、创新与制造企业服务化——基于“中国制造2025”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运用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以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投资激励创新，进而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同时，产业政策可能通过降低投资收益率抑制创新，进而阻碍制造企业服务化。上述结论不仅能够丰富相关文献，而且可以为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溢价决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主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行为金融理论和企业国际化理论等,构建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决策的基本因素,海外并购高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交纳的"学费";企业高管的自利与过度自信心理特征会放大并加剧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溢价程度;高国际化程度能有效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溢价水平。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 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