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PanelData测算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FDI技术外溢效应，然后分析了两地区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R＆D以及不同类型的FDI（来源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FDI和来源于欧盟、美国、日本的FDI）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地区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以获得更加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Panel Data测算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FDI技术外溢效应, 然后分析了两地区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R&D以及不同类型的FDI(来源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 FGI和来源于欧盟、美国、日本的FDI)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地区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以获得更加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一个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利用1990-2004年省际数据,发现FDI在中国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FDI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FDI技术溢出效应中“人力资本门槛”的实证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证据

区域如何扩大FDI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考虑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实际的计量模型,利用1990-2005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市级面板数据来分析FDI在长三角地区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传导途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影响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这种正效应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即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地区是通过与当地的人力资本结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因而,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供应数量不仅能够扩大技术扩散效应,而且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考察

通过使用1994～2006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对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并进一步实证考察了人力资本在FDI技术外溢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缺乏经验证据支持FDI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但发现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FDI技术外溢效应作用的发挥。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有效利用和发挥其外溢效应,注重与国内的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相结合,挖掘各区域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能力,弥合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人力资本对FDI流动影响的文献综述

FDI的规模、区位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人力资本是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吸收和适应FDI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基于江苏省与广东省的比较研究

江苏和广东是我国FDI流入最为集中的地区,有关资料显示,两个地区的外资流入量占我国外资流入量的60%左右,同时流入两省2/3的资金流向工业。本文检验了1995～2006年间江苏与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检验了FDI外溢效应影响因素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和R&D对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认为,从总体上看两省利用FDI有正的溢出效应,但并不显著。     

中国FDI技术外溢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下文简称为FDI）流入我国，到2002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东道国。不同于最初强调的FDI的资本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Nadiri（1991）、Globerman（1994）等人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复杂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国特殊国情下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并就人力资本的不合理流动带来技术外溢阻碍这一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长三角地区2004年经济普查中类行业的截面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分位数回归法（Quantile Regress）研究了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控制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度之后,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即FDI总的溢出效应为正,同时更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也有利于工业总产值的提高。通过长三角地区内部的比较分析得出,上海利用FDI的溢出效应为负,江苏利用FDI的溢出效应为正且不显著,浙江的FDI则具有显著正的溢出效应。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人力资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技术

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双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力资本跨越了10.5038这一门槛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才显著存在,未跨越这一门槛值的省份,人力资本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有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跨越50.4804的少数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略低。     

中国三大都市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规模——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相对规模指标,测算了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首都圈、长三角及珠三角这三大都市圈FDI流入量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例、FDI存量与GDP的比值、人均FDI流入量等利用FDI的相对规模水平,并与全国及世界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三大都市圈利用FDI的相对规模水平总体而言高于全国水平;以相对规模指标衡量,珠三角FDI在经济总量和投资中的地位较长三角和首都圈更为重要;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首都圈FDI在其经济总量和投资中的地位尚不突出;在世界范围以人均FDI流入量考量,三大都市圈需进一步扩大利用FDI的规模。     

FDI结构性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外商直接投资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系统GMM两步法,考察了FDI结构性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并利用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FDI流向服务业有利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2）我国FDI的结构性转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3）FDI结构变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FDI结构性转变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绩效,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进口贸易和FDI技术溢出的比较研究——基于技术溢出内生性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将进口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视为内生,对比研究人力资本水平、国内研发投入、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4个因素对进口贸易和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只有进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进口贸易仍然是国外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全国仅有东部地区的研发、人力资本、制度的完善以及经济的发展才能显著促进FDI的技术溢出,而东部及中部地区上述4个因素都能显著促进进口的技术溢出,西部地区除了研发水平外,其他3个因素也都能显著促进进口的技术溢出。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laysia: A Revisit

Abstract

The paper re-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Malaysia, for the period 1970–2006. The cointegration results show that market size of both Malaysia and China have major, an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FDI inflow to Malaysia. The results seem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foreign investors tend to be more attracted to the country with a higher growth rat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because it indicates a larger potential demand for their product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at openness level of the country has a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FDI inflow, which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FDI can be attracted to a country with more liberalized economic reforms.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iteracy rate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DI inflow. The finding suggests the need for labor force expansion and education policy to raise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country. Using Granger causality test,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exist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from real GDP of both Malaysia and China, degree of openness and literacy rate to FDI inflow.     

中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I技术溢出关系研究

针对1985-2009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和FDI技术溢出进行VECM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I技术溢出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短期关系不显著。从动态层面看,FDI技术溢出变化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变化对FDI技术溢出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弱。     

Are FDI spillovers regional?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spillovers from FDI occur at the national or regional level, using firm-level census data for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etween 2000 and 2003. We find that FDI provide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illovers for the productivity of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but these spillovers are likely to be regional; that is, domestic firms benefit more from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firms in the same sector within the same region. The backward and forward linkage effects of FDI are negative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y.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FDI also influences spillovers, with an increase in FDI inflow to the top FDI recipient provinces increasing the forward linkage spillovers. Our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domestic firm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benefit from FDI, though domestic firms with high absorptive capacity are mo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FDI.     

FDI技术溢出、协同创新及其互动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与地级市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FDI技术溢出和协同创新及两者互动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企业所有制和产业类型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FDI技术溢出和企业间协同创新能显著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且形成积极交互效应，而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技术升级的作用不显著，尚未与FDI技术溢出形成合力；在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FDI技术溢出与企业间协同创新的交互效应更为显著。     

经济转型下FDI溢出及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门槛特征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及中国1995-2014年的省际数据，研究引发FDI对能源效率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在相关制度性因素下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转型中的各区域FDI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果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市场化水平及对外开放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地方政府竞争引致下的地区间FDI空间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具有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地区间溢出相比于地区内溢出而言更倾向于阻碍本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且地区间溢出比地区内溢出发挥积极作用所要求的相应门槛更高。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FDI的异质性

我国存在着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流入我国FDI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2002～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以能带来更大技术溢出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型FDI为主,我国中部地区FDI性质不明确,而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则以垂直型为主。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家干预程度对流入我国FDI性质都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