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研究——基于信息基础建设的调节效应

随着产业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基础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制造业效率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越发显著。因此,揭示信息基础建设在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效率影响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采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信息基础建设在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效率影响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信息基础建设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考虑到区域异质性后发现,东部地区信息基础建设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西部地区信息基础建设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     

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随着中国服务业市场逐步开放,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低估。本文对1984年至2003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由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到经济增长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技术效应、贸易效应和就业效应是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增长路径。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什么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以往文献存在一定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市场因素最主要,还有观点认为前期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对当前服务业FDI的流入最重要。本文利用我国1997～2008年各服务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前期服务业FDI流入时,我国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率及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而存在前期服务业FDI时,制造业FDI、前期服务业FDI的流入,即集聚因素成为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     

基于协整与脉冲响应函数的FDI溢出效应分析――以长三角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但国家或地区不同,FDI的溢出效应大小也不一样,有的甚至出现负效应。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证实了FDI在长三角制造业的正向溢出。     

中国服务业各行业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7—2005年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经济增长的数据以及同时期服务业各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在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描述分析基础之上，对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业各相关行业生产总值进行回归。结论是，服务业主要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多地是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且，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直接决定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在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丰裕度决定了我国对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吸收程度，从而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

经济改革以来，外资对我国出口结构升级的贡献极为突出。本文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我国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有“重叠性”特征，对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并发现了利用FDI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长三角地区2004年经济普查中类行业的截面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分位数回归法（Quantile Regress）研究了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控制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度之后,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即FDI总的溢出效应为正,同时更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也有利于工业总产值的提高。通过长三角地区内部的比较分析得出,上海利用FDI的溢出效应为负,江苏利用FDI的溢出效应为正且不显著,浙江的FDI则具有显著正的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的20多年中,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的实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本文选取1985—2009年间我国FDI、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青岛市服务业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青岛市1990-2009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青岛市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青岛市服务业FDI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青岛市服务业FDI能够促进青岛市经济增长.     

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华FDI区位选择的差异——基于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省级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存量调整模型,对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对华FDI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发达国家不同,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制造业FDI存量调整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快于服务业;服务业和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时,服务业FDI看重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受集聚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制造业则看重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倾向于投资到产业集聚度高的地区。此外,由于政府优惠政策多向制造业倾斜,因而地方政府控制力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制造业FDI,而不利于吸引服务业FDI。     

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中美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中介效应分析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产业转移进入了新的阶段,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日益重要。本文引入生产制造成本和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对中美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路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高技术服务业FDI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只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FDI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均没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我国应借鉴美国服务业的成功经验,发挥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     

FDI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FDI流入我国增速已经放缓;然而,FDI流入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却正在提高。FDI流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FDI流入总量及流向正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FDI,促推我国制造业升级,正成为急需探讨的新课题。本文运用1996~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FGLS模型,对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都有明显的促推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从分地区层面来看,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FDI还促进了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提高。但是,FDI在西部对制造业的投资方向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对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因而,要顺应FDI新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好FDI。     

武汉市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FDI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选取1995年至2009年武汉市的历史数据,对武汉市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武汉市FDI是GDP变化的原因,但是武汉市FDI不受GDP变化的影响;②FDI对武汉市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③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动态关联。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 facilitated by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The open door policy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since the 1980s has attracted heav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lows into China and especially to Guangdong (particularly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PRD) and induced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While there exist various classical theories of FDI in attempting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inflow and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FDI flows,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lomeration effects generated by a core-periphery (CP) relation.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agglomerations on FDI inflows in the context of Krugman’s CP relation (1991) by investigating (1) the formation of a CP relation via gravity model analysis; (2)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y FDI flows will respond differently in the CP-system, given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3) whether FDI origin and firm scale matter in affecting FDI flows.A database consisting of a population frame of 37,742 firm-level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joint ventures investing in Guangdong in 1998 was use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glomerations of the CP relation have affected FDI flow patterns. While bot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FDI and sources of investment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the impacts, smaller firms were found more responsive to the CP-agglomeration settings regardless of FDI by industry type and by source.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CP-system to further facilitate FDI in the region are discusse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特征分析

文章从总量特征、来源地特征、区位分布特征和产业流向特征等四个角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FDI在数量和规模上仍保持增长趋势,但整体上增长速度放缓;日本、新加坡、韩国、欧洲、美国及香港和台湾地区是我国大陆主要的FDI来源地,其中,香港一直是我国大陆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我国FDI的区位分布不均衡,在区位格局上呈现显著的东中西梯度结构特征;从FDI的产业分布来看,尽管近几年流入工业行业的FDI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工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仍是FDI的主要领域。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FDI流入结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随着FDI流入我国规模的扩大,引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FDI流入已从高速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将FDI流入我国的类型划分为贸易型与非贸易型,从投资商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视角,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不同类型的FDI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地,利用2006-2011年的月度数据对理论模型的观点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均与人民币汇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短期还表现为一定的负相关性。两行业FDI流入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FDI和产业升级：来自广东和江苏比较研究

本文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东和江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FDI和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相关性,但广东FDI对产业的直接推动作用比较好,而江苏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对第一、三产业,FDI并不存在直接的推动作用。（2）产业和FDI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确实存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不断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ESP范式和OIL系统的不断协调过程。     

多重目标约束下我国能源效率变动分解、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利用非参数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标,实证测算了多重目标约束下2000-2009年我国29个省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指数（TFEECI）及其分解成分,并借助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样拳期内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因能源技术进步而提高．平均改善率为1．09％,累计改进8．37％;三大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的变化特征,整体上显示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全国范围内,外资利用、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均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但是各因素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