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城镇居民健康差异与医疗支出行为

文章在CHIP2002城镇住户调查的基础上,讨论了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健康和医疗支出行为的经济原因以及医疗费用及医疗补贴向高收入者集中的问题。健康状况是影响医疗支出行为的重要因素,收入对医疗费用有显著作用,收入差距程度、医疗费用高低也构成医疗支出行为的影响因素。     

云南省政府支出乘数研究

在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结合近几年云南省政府支出的增长趋势,借鉴、总结了关于财政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从云南省的省情以及数据出发建立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的计量模型,从而测算出云南省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67,政府支出乘数为3.03,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发展云南省经济、合理化云南省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对策建议。     

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教育支出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户主和社区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每提高1%,家庭教育支出大约提高0.307%.在利用工具变量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考虑社区居住的群分效应以及同社区居民面临相同的教育宏观政策等可能性之后,该结论依然非常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在农村样本中,中高收入家庭间以及中低收入家庭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家庭的教育支出对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更为敏感,这说明家庭追求社会地位动机是邻里效应在农村样本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而在城市样本中,追求社会地位动机以及同社区居民对教育重视程度的趋同都不是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文章为理解近几年来中国居民家庭不断增加的教育支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成本概念重新界定下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解释

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对成本和费用概念的解释过于模糊,具体运用时容易引起歧义,为了更好地贯彻《制度》和《准则》要求,笔者通过比较现有的成本和费用研究成果,提出了成本概念重新界定的思路,并在该思路下,对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做了新的解释。     

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在1996年后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方程.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最后,文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代际平衡与公共福利性支出

本文从代际平衡的视角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地方公共福利性支出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均公共福利性支出以及福利性支出与消费型支出比值的影响,取决于老年人福利性支出的受益率以及年轻人负担的劳动所得税税率的高低。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理论分析的假说,其结果显示:第一,当老年人福利性支出的受益率低于55.51%时,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公共福利性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当老年人福利性支出的受益率高于55.51%时,在高所得税负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福利性支出负相关,在低所得税负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福利性支出正相关。第二,当老年人福利性支出的受益率低于72.34%时,人口老龄化与两类支出的比值负相关;但是,当老年人福利性支出的受益率高于72.34%时,人口老龄化与两类支出的比值正相关。本文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政府不仅要适度增加福利性公共服务的供给,还应提高老年人在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体系中成本分摊和受益分享的对应性,避免公共福利性支出的增长对代际财政平衡和财政可持续性产生巨大冲击。     

税式支出研究的新进展

本文重点阐述税式支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实际效应,以作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基础。税式支出既具有激励保障功能,又存在诸多弊端。因此,扩大还是限制税式支出,从未停止过争论。理论研究发现,税式支出存在最优规模,具有促进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积极效应,并且与政治体制、社会选择紧密相关。经验研究发现,税式支出对个人决策、产业发展和政府行为产生了多重影响。     

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与支出结构优化调整

我国现行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彻底,尤其是在政府支出规模确定、政府支出结构调整以及政府支出责任划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转型,需要尽快进行实质性变革。本报告分别从政府支出规模、政府支出结构、政府支出责任划分三个方面对我国现行政府支出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我国政府支出制度的思路和建议。关于科学确定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报告的主要论点有:(1)我国政府的职能范围,不仅要弥补市场不足,更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观;(2)科学确定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必须遵循财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政府职能范围为出发点,并将其作为衡量支出规模适度与否的判断标准;(3)合理确定我国政府收支规模,需要"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两大原则的有机统一;(4)我国政府支出规模中长期应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关于合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报告给出的建议为:(1)调整国防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使之与有关经济指标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2)把握性质与特点,科学调整文教科卫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3)强化政府支出责任,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4)增强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政府支持力度。关于明确划分政府...     

城镇居民医疗支出的不均等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医疗支出差异在各省间均有存在.影响家庭医疗支出总额的主要因素则有户主年龄、家庭工作人口数、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家庭食品支出总额.医疗支出较低的江苏省与黑龙江省相对其他各省间的差异有所缩小.     

公共支出范围:分析与界定

本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假设 :政府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 ,其表现形式不同 ) ,并以此为逻辑起点 ,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公共风险决定公共支出 ;二是公共支出的使命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在此基础上 ,本文构筑了界定公共支出范围的两种基本方法———风险归宿分析法和反向假设分析法。     

解析与构建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作为新公共支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推行的难点在于如何用一套指标来科学度量公共支出的绩效,因为绩效的科学度量是保证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因此,如何选择度量绩效的指标也就成为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核心和难点所在。根据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特殊性,能全面有效度量一般公共支出绩效的指标体系应分两层:第一层次就是四类初始指标,即投入类指标、过程类指标、产出类指标和结果类指标;由于初始指标无法直接度量公共支出绩效,所以在这些初始指标的基础上又应构建第二层次的指标,也称终极指标,即效益性指标、效率性指标和有效性指标或称效力性指标。     

财政支出、经济外部性与政府双重角色转换——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将政府财政支出分解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建立了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非线性替代关系函数。将政府公共生产性服务和公共消费性服务的双重角色加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不同经济结构下政府的双重角色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弹性系数正在变小,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逐渐消失;在合理监管下,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大对财政消费性支出的监管力度。     

“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

本文围绕"十二五"时期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可能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阐述。本文分为4个部分:首先介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历史背景;其次以世界其他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参照,对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情况做一评估,指出当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再次着眼于"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形势,探索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方向;最后是本文小结。     

河北省财政农业支持及其效率机制研究

我国加入WTO后,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政策应当逐步按照WTO农业条款的要求进行调整。本文着重分析新时期我省在WTO框架下的农业财政支出政策,建议将农业财政支出划分为农业公共性支出、农业调控性支出和农业保护性支出三个部分,不同的部分采用不同的决策方式和支付政策,以提高农业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the ratio of output to capital: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t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xpendi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into the productive and 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 for revealing the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on output-capital efficiency through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 general, the elasticity of productive expenditure is more than that of nonproductiv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refore, the drawing effect of productive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than nonproductive one. However, the positive drawing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on the ratio of output to capital can be displayed only if the expenditure is within a reasonable scale. When the public expenditure has surpassed the limit, there will be a negative influence. Through our empirical analysis on current Chinese economic data, it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drawing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on the ratio of output to capital is remarkable; howe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critically small. In some areas,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behavior has indirectly become the economic intervention and it reveals the negative effect and low efficiency in high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by adjusting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Which country uses public social expenditure efficiently among OECD countries?

In this study, we estimat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ocial expenditure and examine what exogenous factors affect the efficiency for OECD countries. In doing so, we use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Our findings suggest the following. First, public social expenditure related to unemployment and family as well as tax burden ratio significantly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Second, corruption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ocial expenditure. This implies that even though two countries incur the same public social expenditure, a country with a low corruption index has higher efficiency of public social expenditure than that with a high corruption index.     

关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其中心环节就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构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是个空间立体模型,主要包括公共财政支出的框架和框架里的内容。公共财政支出框架主要是指横向的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纵向的财政支出规模;框架里的内容则主要是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