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增加幸福：是投资属性还是居住属性？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调查数据就城镇居民自有住房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房屋的资产属性(房屋产权、预期房屋价格变化和实际房屋价格变化趋势)对居民主观幸福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住房的财富效应未被发现。但是,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房屋的居住属性(房屋房间数目、房屋人均使用面积和房屋已使用时间等)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拥有多套房屋的家庭来说,第二套及以上房屋拥有对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既非源于房屋居住属性,也非资产属性。最后,对同为本地区的户籍居民且租房的家庭而言,是否拥有自有产权房屋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住房公积金是否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

依据2013-2017年CHFS三期面板数据,利用面板Probit、倾向得分匹配等模型,考量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缴存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存在住房产权与住房贷款、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单位属性的差异,对有房有贷和无房群体、中等收入以及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群体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提高居民自有产权住房拥有率和未来购房可能性影响幸福感。鉴于此,应扩大公积金覆盖范围,降低制度对于首套住房的贷款利率,切实保障住有所居。     

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吗？

本文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切入，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熵权法构造微观个体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普惠金融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和信心层面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我国东、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且提高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对农村地区居民影响不显著。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驱动因素——基于吉林省长春市的调查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虽然已有多年,但基于居民个性特征的研究却不多见。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采用吉林省长春市的调查数据,综合探索城市居民的个性和社会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的包容特征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归属感均正向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从研究结果中也可看出,文化的魅力在于其独特性,在打造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同时,也应致力于对包容等文化的塑造,从而在构建区域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对于丰富幸福感理论,有效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分析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满意度的提高及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公共服务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政府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河北省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以石家庄市为例

本文基于对石家庄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参数检验的列联表分析法以及Ordered 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最后得出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很小;人际关系、生活状态、交通便利、对未来的预期及医疗设施不是影响主观满意度的因素。对家庭关系、身体状况、工作状态、自我满足感、自身价值实现、自身消费能力以及收入越满意的群体,他们的幸福感就越强。     

主观幸福感、风险异质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家庭储蓄参与概率影响为正,对股票参与概率影响为负,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基于家庭风险偏好分类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主观幸福感与储蓄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异质性,与股市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而在商业保险参与概率上风险异质性不显著。指出各金融机构应与居民建立完善、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投资者搭建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居民幸福感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的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的数据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可以显著影响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且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呈倒U形,只有在高幸福感群体中通货膨胀预期才会随着幸福感增强而降低;幸福感通过社会互动和政府信任两种途径分别对居民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提升效应和抑制效应:一方面,幸福感通过增强居民社会互动获取更多经济信息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幸福感增强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进而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了抑制效应。     

劳动能力、主观幸福感与新生代农民工弱势保护——城市缺乏对弱势新生代农民工的保护机制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幸福感问题凸显。调查分析发现,劳动能力较差者的主观幸福感较低,二者呈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健康状况对其心理问题具有显著、稳健的负向影响,这进一步说明劳动能力较差是降低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结论,立足弱势新生代农民工保护机制的构建,在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环节增加对这个群体的关怀以助于提升其劳动能力,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增进民生福祉与加强社会治理的关键要义。过往研究主要关注基本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主效应,鲜有探讨异质性和中介效应。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的数据,利用有序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重点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提升中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但对高收入居民的影响微弱;社会信任在基本养老保险参与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为了提升居民幸福感,我国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中应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重点,同时加快推进第二层次的企业年金制度和第三层次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努力为培育社会信任提供公平正义的养老保险制度环境。     

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当把如何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社会保障体系设计的根本取向。本文依据CSS 2015数据,从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和社会医疗保险满意度两个角度研究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民生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险满意度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分别增加13. 4%和3. 3%。通过建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社会医疗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安全感和公平感的总体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62. 3%,其中最重要的中介变量是经济安全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收入阶层,医疗保险满意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对幸福感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随着年龄和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为了提高居民的幸福感,社会医疗保险改革不仅要注重推进的速度,还要注重推进的质量。     

关于完善我国住房抵押制度的思考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福利分房制度逐渐取消，居民住房需求的潜力很大。但由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还不太成熟，房地产投资结构不甚合理，造成房地产市场疲软，商品房滞销的现象，积压了大量的信贷资金，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如何解决居民的主观需求与其具有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除房地产业自身不断完善，商品房市场向合理化发展以外，银行加大对住房消费的支持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通过发展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能使居民稳定的中长期支付能力通过金融媒介功能，提前进入住房消费阶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居民住房问题与住房金融对策探讨

本文应用住房单价月收入比法测算我国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大小,并从正确认识住房问题类型及其特性以及产生的原因出发,探讨了与住房问题相适应的住房金融对策。提出了构建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的宗旨是要有助于提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如何度量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二)

判断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需要比较房价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关系。传统的房价收入比,只能大致描述居民住房的支付能力,为更加准确地分析居民住房的支付能力,本文引入住房可支付性指数(HAI),该指数除了考虑收入变化的影响,还综合了利率变化因素。另外,许多国家都采用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幸福效应

基于2011年和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聚焦65岁以上城镇非职工老年群体,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群体异质性和影响产生的机制。研究发现:参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提升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消极情感,促进积极情感的产生;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低龄段、低收入、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群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参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来实现。由此,本文提出提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作用的深度和力度,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灵活筹资和动态调整能力,增强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将老年人单纯的医疗保障升级为全面的服务与精神保障等建议。     

指尖上的旅行：移动支付能否促进家庭旅游消费?

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Tobit模型和差分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出游概率、促进家庭旅游消费,且对高收入、高人力资本、城镇和老年家庭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移动支付通过提升居民信任水平、提高支付便利性促进家庭旅游消费。鉴于此,应深入发展智慧旅游,驱动旅游消费智慧化、数字化升级。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基于经济地位认同偏移视角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带来了潜在风险,为提升人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成为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高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其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互联网会导致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同时会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使用互联网后会降低主观经济地位,提升客观经济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和户籍类...     

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中国经济增长存在“Easterlin悖论”。如何破解悖论,是当下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利用中国家庭综合调查数据,在Ordered Probit和OLS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阐述了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之间相互影响的机理及机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社会保障在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方面表现突出。通过机理分析可知,收入差距过大形成的不公平感降低了幸福感和获得感,而社会保障既能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与健康水平来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能够通过提高公平感来缓解收入差距给幸福感和获得感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维护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降低居民对社会风险的担忧程度,提升防范与应对风险的能力是提高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举措。     

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分析

本文根据围绕影响居民幸福感的8方面共34个因素,以深圳市盐田区社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抽样调查资料,运用因素分析、回归分析、定性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影响城市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根据分析结果,为进一步地提升居民幸福感受,提供合理化对策建议。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