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解北大核心

基于黄河流域2003—2018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据,运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郑州、西安等城市化地区;(2)地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开放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创新活力、市场化水平、财政环保支持力度等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3)Shapley分解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受经济发展、创新环境和政府行为影响,环境污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这种影响机制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从上游到下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贡献率梯次降低,而创新环境的影响贡献率逐步提高。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风险投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深入分析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风险投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创新创业与企业发展、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03-2018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39个城市风险投资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沿线地区的风险投资发展具有不均衡性，呈现为沿海高、西部低的分异格局；②风险投资的全局自相关系数均为正，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③风险投资机构数、国家高新区数量、风险投资退出、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财政科技支出对区域风险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污染对风险投资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ESG投资理念逐渐获得认可，沿线地区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核心驱动力，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布局及其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与专利国际分类号的对应关系获取了2003—2018年数字经济的专利产出数据，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在上海市、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安徽中部形成集聚分布的格局，集聚程度呈降低趋势。(2)莫兰指数及空间计量的结果均显示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具有较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3)结果证实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资本富集、数字接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为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赶超机会，未来相对落后地区高质量发展还要更多关注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信息技术升级培育了信息产业新业态，提升了全社会的创新效率，也催生了数字经济。针对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呈现的南北方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加大的特征，以《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为政策评估对象，结合2010—2019年62座城市的数字产业发展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从数字产业生产要素集聚程度、数字产业化规模、数字产业价值化水平三方面，测度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并佐以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理论，剖析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实施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政策加速了数字产业人力资源、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的区域性集聚，壮大了区域性数字产业化规模，但对区域性数据要素的产业贡献水平和产业价值化水平的提升无显著影响；同时，相关政策实施的净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政策实施对南方地区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产业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北方地区。     

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构建与空间格局(1990—2020)

创业和创新对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围绕企业家、资本与技术三大核心要素,运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中心构建的包含全量企业信息的企业大数据资源,从新建企业数量、吸引外来投资、吸引风险投资、专利授权数量和商标注册数量五个维度,构建兼具客观性、实时性与多维性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力与绩效。研究表明：第一,1990—2020年,中国各地区创新创业指数不断提高,创新创业绩效显著提升。第二,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北京市和上海市创新创业绩效最强,西部省份创新创业活力严重不足。第三,1990—2020年间,南北方地区创新创业绩效的差距呈现U形态势,“南热北冷”形势不断加剧;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创新创业活力不断增强,呈现出“中部崛起”态势。     

区域经济中个人创业与创业规模选择行为分析

全民参与创业是增强区域创新力的重要手段。没有老百姓参与创新业,就不能填补老企业死亡留下的空间,也不可能呈现企业规模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企业演变历程,也就不可能有区域经济繁荣。但个人创业在什么样的规模区间进行选择,会影响企业的成败。在我国,因区域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我国个人创业行为主要以微型规模为主。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基于中国高新技术行业海创上市企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0—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信息技术和医药制造领域的海创上市企业数据,测算其在中国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优势指数（RTA）,基于创业绩效、创业发展、创业创新3个维度综合考量创业质量评价指标,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调节作用下中国海创企业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海创企业在高新技术行业拥有较明显的技术优势;②海创企业拥有的技术优势越强,其创业质量越高;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向调节海创企业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处于更高水平时,海创企业技术优势对创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的经济增长迅速，已成为国家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承载地和发展引擎，创新创业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选取长江中游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评估2013—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同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匹配探讨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3—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均有所上涨，区域间、城市间的空间差异显著，主要以高创业活跃度的环长株潭地区为核心，集聚效应较强，且有向周边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交通条件、信息水平是造成城市间创业活跃度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来源。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2010—2020年黄河流域的37个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创新四个维度，构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空演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自相关空间分析方法进行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分析，并深刻分析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序变化整体上以2013年为分水岭，前期保持平稳、后期不断上升。从空间格局演变角度看，总体上呈现出一个“中低质量转型城市分布零散，高质量转型城市片状分布”的空间布局。科技创新为当前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首要影响因素，因此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城市转型升级中的驱动作用，促进政府部门、企业、学术界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共同推动城市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网络双重嵌入与大学生新创企业绩效：双元创业学习的中介与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

基于创业网络理论、创业学习理论和创业成长理论，构建创业网络双重嵌入、双元创业学习、自我效能以及大学生新创企业绩效内在逻辑关系模型。基于168份大学生新创企业样本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网络关系嵌入，网络结构嵌入对大学生新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网络结构嵌入，网络关系嵌入对大学生创业学习的影响更为显著；大学生创业学习在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嵌入影响大学生新创企业绩效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对网络关系作用传导更明显；自我效能正向调节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大学生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效应及空间分布

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健康性有赖于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有机、高效协同发展。以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位，在构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2013—2019年各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动态协同效应，基于泰尔系数和变异系数法分析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结合各省域协同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多数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仅有极少数省份实现良好协同；排名靠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我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存在较严重的区域失衡现象；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呈现出东—中—西—东北部的阶梯式下降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产业集聚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研究

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加快推动金融产业集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高德地图提取的POI数据共计250522个兴趣点,运用核密度方法,对我国金融业以及银行、保险、证券业等细分行业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无论从金融产业整体还是细分行业的空间格局来看,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始终占据显著优势;②金融产业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北京、上海始终处于高集聚区;③影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因子不同,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源、信息流动、规模经济、政府行为等因子的作用逐渐凸显,城乡居民储蓄、工业化水平等因子的作用逐步减弱;④不同影响因子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都呈现了增强关系,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没有出现减弱和独立的关系。2010年,对外开放水平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业集聚影响的强化作用较为显著;2016年,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比较均衡,人力资源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业集聚影响的强化作用较为显著。     

黄河流域物流业生态效率及降污潜力研究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生态化要求。以物流业NOx、PM2.5等污染物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基于SBM-Undesirable和Super-SBM-Undesirable模型,建立物流业生态效率及其三类提升潜力测度体系;在识别三类潜力不同提升效果的基础上,分析2004—2017年黄河流域内外部的物流业生态效率,运用ESDA方法从空间演化角度揭示降污潜力挖掘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联动区域。分析表明:黄河流域物流业生态效率落后于黄河流域以外区域,且落后差距随时间持续扩大;呈"上游低、中游居中、下游高"的显著性差异,且差异随时间呈稳定趋势;相较于资源节约和增加期望产出,挖掘降污潜力是提升效率、缩小差距的最有效途径;上游是降污潜力挖掘的重点区域,甘肃、青海、山西具有降污强联动性。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取决于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及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对2016年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及内部所有地级城市进行高质量发展评估,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中下游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中上游城市群;②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中存在"中部塌陷",处于中部地区的中原和晋中城市群多个维度上低于东西部城市群;③城市群内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核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外围城市;④行政等级高和区位条件好的城市往往拥有较高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受所处黄河位置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认为,黄河流域城市群应该加强核心城市对城市群整体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城市群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影响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黄河三角洲区域产业同构分析及发展路径选择

黄河三角洲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是全面推进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优化全省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增强黄河三角洲地区整体竞争力的关键之举。无论是利用相似系数、区位商和差异度指数分析黄河三角洲区域的产业发展,还是通过结构差异度指数测算该区域产品生产,均可得出"差异度系数较低,产品相似度较高",即黄河三角洲区域内产业同构现象较为显著。因此,转变地方政府观念,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发展机构,推进区域企业一体化发展等措施将有助于黄河三角洲产业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区域创业比较:基于江苏样本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江苏创业活动的问卷调研数据,从区域社会资本差异、区域创业能力差异、区域创业战略差异、区域创业主体差异4个方面进行定量比较。比较发现:苏南苏北地区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社会资本类别对创业与创业发展的重要度也不一样,而且苏南地区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冗余高于苏北地区,但在社会资本的利用方式上差异不明显。苏南地区的区域创业能力稍好于苏北,但均只处于中等水平。苏南苏北地区在创业方式、创业行业、创业规模与市场定位层面均存在有明显差异,苏南地区创业者更多的选择了独立创业,在行业上更多的进入了服务性行业,新创企业的规模整体上小于苏北,而且更多的定位于国内市场。从创业主体属性差异比较看,苏南创业者中女性比例高于苏北,创业者平均年龄低于苏北,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苏北,异地创业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苏北。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选取2005、2009、2013、2017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探究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并结合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分析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呈现H-H和L-L集聚分布的空间态势,其中L-L集聚区范围不断缩小,H-H集聚区从黄河下游地区向黄河中游地区逐渐延伸;②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不断增强,东-西向成为其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向;③交通区位条件、旅游服务设施、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黄河流域各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     

Digital Economy,Entrepreneurship,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s mechanism. Theoretically,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empow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boosting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mpirically, the paper measures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222 Chinese cities at and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during 2011–2016, depicts th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of the cities with the microscopic data of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and mak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is basis. The result shows: Digital economy has remarkably improv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exists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selecting historical data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as the quasi experiment.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indicates that encouraging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release the dividend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Finally, thanks to the threshold model and the spatial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linear increment and spatial spillover of the “marginal effects.” The research of the paper stimulates the reas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mpower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感知创业阻碍对创业行为倾向的影响——创业教育的调节作用

2015年以来，我国创业活跃度整体呈显著下滑趋势，影响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SSO框架，构建感知创业阻碍对创业行为倾向的作用机制模型，揭示我国创业活跃度不高的原因，探讨创业教育对该机制的调节作用，从降低感知创业阻碍对创业行为倾向不良影响视角明确创业教育实施效果。采用259份创客问卷调研数据对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感知创业阻碍的3个维度中，感知失去金融资源对失败恐惧的正向影响最强，感知失去社会支持次之，感知失去市场需求对失败恐惧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失败恐惧对个体创业行为倾向具有直接阻碍作用；创业教育明显削弱了感知失去金融资源、感知失去社会支持对失败恐惧的正向影响，并降低了失败恐惧对创业行为倾向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