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数字产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探析

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正成为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兴产业，探究数字产业空间分布规律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我国289个城市数字产业为样本，以数字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为切入点，探究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城市间创新互动水平、城市科技资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储量对数字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等数字经济细分产业中，各因素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以城市群为尺度的样本显著性水平较经济板块尺度有明显提升，城市群正成为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此，从打造开放型创新生态、引入社会资本、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引导城市间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等维度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近十年我国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实现的空间表现特征与未来布局优化

自党的十八大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地区承担了大规模集聚人口和工业经济的主体功能,同时,其集聚功能表现也出现了空间分异。文章对比了2010和2020年23个城市化地区人口、GDP、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等指标在全国、省域及城市群区域的空间表现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化地区人口经济集聚的规模位序基本稳定,建设效率位序变化的南北差异显著。(2)三大沿海城市化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继续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有所下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人口集聚的主要提升区域,海峡西岸和成渝城市群是经济集聚活跃的主要区域;北方城市化地区的建设效率一直偏低,南方建设效率的相对水平与增长能力更强。(3)城市化地区在省域尺度的人口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效率在城市群内部整体呈现相对提高趋势。未来,应聚焦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新定位,着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强化新质生产力集中布局和新型工业化重点推进,通过培育复合功能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通过人口和经济同步集聚实现均衡与协调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高铁效应与长三角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基于新产业革命的视角

高铁网络引致区域分工深化与广化,推动经济地理空间整合与再造,促进"场所空间"向"流空间"转变,是重塑长三角经济地理格局的利器。新产业革命推动高铁网络与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因子渗透融合,对长三角产业格局、城市格局、供应链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在新时代,长三角优化经济地理结构,重点要树立全域一体化思维,把握集聚辐射平衡点,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功能及韧性,增强供应链控制力。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2021年中国数据中台行业增速明显,集中度较低

数据中台发展驱动因素 宏观环境因素:数字经济规模稳步扩张,政策推动企业信息化转型 我国数字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在信息通信新技术、新业态的带动下,传统行业焕发出新的活力,质量效益显著提升,2019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7％,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强大的引擎之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收敛性分析——基于企业大数据的考察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质量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大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特征，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其区域差异，并使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呈“U”型发展趋势，全国数字经济产业呈现“城市群带动、沿海大集聚—内陆小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热点表现为“东强西弱，南热北冷”，各城市群呈现“多核心集聚”的空间格局，沿海城市群连片集聚，内陆城市群离散集聚。(2)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差异存在加速收窄特征，东中西部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间差距的贡献，南北方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内差距的贡献。除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上升外，区域间差距总体趋于下降。(3)全国及各区域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且条件β收敛下各区域收敛速度更快，西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现象。     

产业创新背景下区域人才集聚效应及管理跟进——以江苏为例

制造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围绕服务化创新转型,纷纷加大供给侧高端创新人才引进力度和实施管理"跟进"。江苏已经积聚了相当数量的创新人才;人才结构具有年轻化和学历层次高等特点;江苏人才政策体系比较完善,创新平台载体建设也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人才地区分布不均衡等不利因素。本文分析人才集聚驱动创新的自我增强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内生增长效应。运用《江苏统计年鉴(2015)》等相关统计数据,测度了江苏人才集聚综合引力水平、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净收益效应、人才集聚作用于区域科技创新的数量机制,提出通过完善人才管理运行机制、促进人才流动和区域平衡、发展和集聚本地产业/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综合运用,发挥创新人才集聚效应,在制造业服务化人才支撑不足的背景下培育业态发展新动能。     

农家乐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湖北、四川的比较研究

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乡村旅游经济的重要业态,我国农家乐表现出显著的东、中、西区域非均衡发展差异格局。以浙江、湖北、四川3省为研究样本,基于网络数据平台爬取农家乐空间信息,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及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综合比较农家乐地域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3省农家乐均呈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但空间集聚格局与均衡指数具有显著的省际差异;其中浙江省农家乐呈网络状均衡集聚;湖北省农家乐点状集聚于武汉、宜昌等市,省域分布不均衡;四川省农家乐团状集聚于成都平原,省内空间分布较均衡。进一步探讨省际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发现区域政策供给导向是农家乐空间集聚的驱力,高经济水平是农家乐规模扩张的基础,完善的设施供给是农家乐空间分布的外部依赖,山脉与平原地貌交错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则成为农家乐集聚的沃土与温床。     

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

解决边疆经济矛盾、突破边疆经济约束、探寻边疆经济新型发展之路,不仅是建设边疆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内在需要,也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求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区域协调发展和增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韧性的必然选择。基于边疆经济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形势,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创新驱动与边疆创新动能培育、区域经济联动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要素集聚促进经济集聚、沿边高水平开放与融入新发展格局。为突破外部冲击、动能切换、结构失衡和体制机制局囿四重约束,促进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推进边疆地区全面协同创新,提升边疆经济综合竞争力;加快边疆地区同其他地区的深度融合,强化区域经济联动式发展;促进优质生产要素集中集聚,加快推进边疆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态,形成边疆对外开放新格局;完善边疆地区政策体系,全面保障边疆地区的开放发展。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核心驱动力，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布局及其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与专利国际分类号的对应关系获取了2003—2018年数字经济的专利产出数据，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在上海市、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安徽中部形成集聚分布的格局，集聚程度呈降低趋势。(2)莫兰指数及空间计量的结果均显示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具有较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3)结果证实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资本富集、数字接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为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赶超机会，未来相对落后地区高质量发展还要更多关注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特色产业集聚区块初探

持色产业集聚区块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的某一产业相对集聚，特色产业优势明显，经济总量比重较大的区域性行业群。培育和提升特色产业集聚区块，对于提升一个地区的产业层次，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能力的研究

首先在新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下,通过空间区位分析,对我国各城市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能力进行合理评价,研究认为应优先发展金融服务业集聚区域的中心城市;随后结合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可判别各地区金融服务业集聚类型及规模,进而对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各城市进行战略选择;最后提出要提升各地区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能力,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中国物联网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机制——基于"马歇尔外部性"检验

物联网产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典型代表,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文章基于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面板数据,构造区位熵指数测算我国物联网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回归和一阶滞后模型,实证检验马歇尔外部性在集聚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十年来我国物联网产业集聚呈现"U"型特征,经历了"高—低—高"三个明显阶段,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是我国物联网产业主要集聚地.在产业集聚中,劳动力蓄水池发挥了主要作用,中间品投入共享和知识溢出作用相对较弱.三因素的作用存在行业差异,知识溢出效应系数偏小,创新效应不显著.与此同时,还探究了地区产业规模、运输成本、信息化基础和政府政策对物联网产业空间集聚的作用.     

创新型产业集群对国家高新区集聚效应影响研究

为评估创新型产业集群对国家高新区集聚效应的影响作用,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国家高新区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准自然实验.结果 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更多资源要素,能够提高国家高新区集聚效应.创新型产业集群对高新区集聚效应的提高程度,呈现显著空间差异:东部地区政策效果最为显著,仅略高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效果最不明显.需通过强化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集聚功能,提升高新区创新载体功能,积极发挥产业集群培育的外部效应.     

1990年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成因分析

以1990—2007年江苏省县域人均GDP为研究指标,运用不平衡指数和空间统计模型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研究,并结合GIS的空间分析功能,系统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化。结果表明: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自相关性,在整体格局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态势,空间格局更多表现为苏南部分地区的高度集聚和苏北部分地区的集聚态势,成为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核心区和低度集聚区,而苏中地区的集聚态势显得并不强烈。同时,针对区域经济自相关性发展趋势进行解释并指出以县域经济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将长期存在。最后,构建空间数据模型对此种格局形成的原因进行空间统计学上的探讨,指出规模企业空间分布差异及人才空间分布差异是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为区域经济差异分析提供了一种交互式的、可视化的新手段,进而为政府部门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整体上数字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且上述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而对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明显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数据资本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数字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区域数字产业集聚时，应协调地区间的数字产业政策，并采取措施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及数据资本市场完善程度，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策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结合福州市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建设现状，对比分析表明：福州市数字经济发展存在领域创新能力有待提升、软环境有待优化、投融资渠道有待拓展、可持续发展机制有待探索、平台经济和数据监管有待完善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强化创新发展要素支撑，突破“卡脖子”关键数字技术；培养和吸引数字经济人才，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探索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建立高效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