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演化及形成机制研究——依存型多层网络视角

基于依存型多层网络视角，利用2009—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申请专利数据，构建包括合作网络、知识网络和城市-知识元素隶属网络在内的多层网络，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演化，构建ERGM模型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形成机制的内在、外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但仍处于弱联结状态；协同创新网络空间由“三足鼎立”格局向“多中心、多层次、趋平衡”格局转变；协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技术领域出现空间聚集，各城市在不同领域各有侧重发展；协同创新网络形成受地理同配性、知识独特性和结构嵌入的影响，合作关系更倾向于中介2-路径结构。     

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凝聚子群发育机制研究——基于多值ERGM

以长三角城市群27座中心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18年发明专利申请数据构建反映城市合作创新关系的多值无向网络,使用凝聚子群分析方法和多值ERGM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中凝聚子群的特征及发育机制。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创新网络中存在两个凝聚子群,网络整体结构混合凝聚子群和核心—边缘两者的特点;(2)城市的经济实力、研发实力、地理邻近、认知邻近和制度邻近均有利于城市间创新合作关系的形成与加强,而经济实力差距则对创新合作不利;(3)城市创新网络中凝聚子群的发育在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下呈现自我强化的特征,使得各城市创新网络资本差距不断扩大,促进了城市资源、区位优势的分化。     

城市群圈层结构下的协同创新与产业升级

采用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构建半参数二机制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协同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空间效应及其城市异质性。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升级具有显著动态性和空间相关性,邻近城市协同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空间效应不可忽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产学合作专利均能在短期和长期推动邻近城市产业升级,但中心城市对协同创新的政府资助在长期内不利于外围城市产业升级;协同创新对本地城市产业升级的当期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维持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优势更多需要来自邻近城市协同创新对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而不是中心城市自身协同创新优势。研究结果有助于全面认识协同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空间效应,对推动圈层结构下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创新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城市群整体产业升级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演化特征及多维邻近性机制

以我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城市间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作为截面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创新网络,总结其结构演化特征,并用负二项式重力模型,从邻近性视角探讨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创新网络快速发展,网络生长呈现择优、邻近连接态势,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技术合作是主要网络形式,网络结构呈现"骨干网+区域网+专业网"三网镶嵌局面。(2)网络连接主要依托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彼此紧密合作,构成整体网络的骨干网;网络生长主要围绕中心城市联络周边城市和技术关联城市,促成城市群创新网络(区域网)和专业技术创新网络(专业网)。(3)城市间技术合作受城市自身创新能力深刻影响外,地理邻近、技术邻近和制度邻近都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对我国城市创新网络结构演化具有较强解释力。     

城市群形成与演化: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分析

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了城市系统的不同层级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城市群形成的动态过程、特征以及驱动因素。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案例分析指出,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城市群不断保持竞争优势的内源动力;企业空间组织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是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催化剂;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有十分积极的引导作用;政府良好的规划和管理制度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促进政府间合作,避免人口、产业过于集中,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产业、功能进行合理布局。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城市网络化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创新网络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并结合Ucinet、ArcGIS软件，分析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时空演化，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演化驱动机制。结果发现：①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密度日益提高，城市间创新联系显著加强；②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从早期单核心演变成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天津和石家庄为重要支点的“1+2”空间模式，再到中后期的“多中心、多层次”创新格局；③QAP非参数实证分析表明，地理邻近、制度邻近正向促进创新合作，而知识邻近对创新合作具有负向作用，经济邻近与认知邻近仅在早期对创新合作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京津冀产学协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

产学协同创新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多维邻近性作为创新主体获取外部知识的关键因素,对协同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采用京津冀28个高校和492家企业2009—2018年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联合申请并授权的发明专利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地理邻近性对产学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制度邻近性对产学主体协同创新具有积极正向作用;③技术邻近性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倒U型作用;④技术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的交互作用会对京津冀产学协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⑤技术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的交互作用对京津冀产学协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⑥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的交互作用对京津冀产学协同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因此,京津冀应加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投资,加强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快完善制度和市场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和管理,发挥多维邻近性对协同创新绩效的交互作用,实现科技创新资源优化聚集,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哈长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洞与中间人研究——基于专利数据的产学研网络与城际关系网络双维度测量

城市群发展与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优化有利于实现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分析哈长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关系强弱，界定网络中优势地位占据者角色，理清各创新主体与城际关系的具体连接形式，选取专利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哈长城市群协同创新内、外部产学研和城际关系网络的结构洞与中间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哈长城市群协同创新产学研网络结构松散，以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占据结构洞中的优势位置，是城际关系产生与发展的实际中间人；参与协同创新的企业数量虽多，但缺少掌握核心资源的龙头创新型企业；城市群内企业的知识技术市场化能力难以满足学、研机构的知识技术转化需求，导致高校与科研机构寻求外部协同创新合作；城市群内部城际关系简单，边缘城市完全或部分受制于哈长两城；城市群外部合作伙伴较多，城市群内、外城际关系在较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哈长两城所扮演的守门人或代理人角色而建立的。     

基于创新力场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辐射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破解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创新力场强分布不均匀导致区域创新不平衡的问题，实现区域协同创新，基于断裂点模型、创新力场强模型和创新辐射力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辐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力场强整体以“沪-苏-宁-合-杭-沪”为边界呈圆形网络分布，包括上海创新辐射带、苏州创新辐射带、杭州创新辐射圈、南京创新辐射带以及合肥创新辐射圈等五大核心辐射区；创新力场强分布不均匀，靠近核心辐射区的城市创新力场强密集，受到多重辐射效应，而边缘城市受到辐射效应微弱；周围城市创新要素量对创新力场强具有倍乘效应，可通过增加其创新要素量放大创新辐射效应。     

技术创新网络多维邻近性演化研究

研究技术创新网络多维邻近性是否伴随创新网络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而呈现出不同演化特征，对创新网络内部伙伴选择、关系治理和创新绩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IBM专利合作网络数据，运用Feature Selection方法，从地理邻近、社会邻近、技术邻近、组织邻近和制度邻近5个维度分析技术创新网络多维邻近性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生命周期视角下，在创新网络创生阶段，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时主要考虑技术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成长阶段主要考虑地理邻近性，成熟和衰退阶段主要考虑社会邻近性；②演化视角下，地理邻近性与技术邻近性曲线呈倒U型关系，地理邻近性在成长期达到最高点，技术邻近性在成熟期达到最高点；制度邻近性与组织邻近性呈U型关系，制度邻近性在成长期达到最低点，组织邻近性在成熟期达到最低点;社会邻近性则随着创新网络生命周期发展一直呈上升态势。     

地理距离阻碍产学合作探索式创新吗？ ——基于多维邻近的视角

针对企业从大学中获取探索性创新技术的地理阻碍,本文重点探讨了地理邻近对产学合作中的探索式创新影响,并且基于Boschma多维邻近的视角,进一步分析组织邻近、制度邻近、社会邻近和认知邻近对二者的作用关系.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2014—2018年大学的专利转让数据构建产学合作创新网络数据库,采用负二项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理距离确实是企业与大学合作获得探索式创新的障碍因素,但组织邻近、制度邻近、社会邻近和认知邻近对二者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与合作大学隶属于同一中央部委、地方政府,拥有先前合作经验和认知优势的情况下,更能够克服地理距离的限制而实现合作探索式创新.     

科技服务产业集聚背景下城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及趋势研究

科技服务业是聚集创新要素的核心产业,研究科技服务业集聚背景下的城市格局特征,对国家协调创新城市体系建设和提升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投入产出理论,构建科技服务产业集聚背景下的城市关联网络,借用社会网络方法测度城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和趋势。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产业集聚过程中大多数城市围绕少数关键城市形成了相对紧密的关联网络,并且集聚高地由沿海逐渐向东北、西部、中部和山东半岛地区拓展;少数关键城市发挥着以最短路径承载创新要素在城市间流通的中介作用;多数区域之间能够通过若干个城市关联实现互相连通,东北、山东半岛、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与长三角集聚中心均存在最短中介枢纽,并且集聚进程中城市的带动作用差异逐渐扩大;凝聚子群2和3中的城市自组织能力不断增强。最后,针对结论提出推动建立协调创新城市体系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建议。     

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网络结构演化与空间特征研究——黑龙江1985-2017年专利数据分析

随着创新资源和知识流动性日益增强,装备制造业逐渐从企业内部独立研发转向协同创新,协同创新网络成为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创新形式。以黑龙江1985-2017年专利合作数据为基础,对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网络演化及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企业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并呈现出“国退民进”特征,民营企业地位迅速提升,国有企业地位有所下降但仍占据关键节点,高校与科研院所参与创新数量较少但为重要的创新实践者和桥接者;②创新网络结构等级性明显,创新网络空间结构存在结构洞现象,高校、国有企业或主要城市占据结构洞位置;③城市尺度、省级尺度协同创新地位不断下降,国家尺度创新成为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因此,欠发达地区应拓展创新合作尺度和范围,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和技术守门员作用,构建有利于创新资源有序流动和创新主体合作的创新市场体系,建立创新发展共同体和产学研“创新三角”等。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