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湖北省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41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户主的主业、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流转的行为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流转意愿正相关,有村干部的家庭也更容易发生农地流转;而户主的主业和农产品价格等因素则与流转意愿负相关.最后就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加快农地流转提出了相应建议.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后农业税时代河西走廊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以河西走廊张掖市农户调查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交易价格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也对农户农地流转有较显著的影响作用;农业补贴额作用着农户农地流转;＂农户对农业税费减免政策的效应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

本文基于村庄政治介入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多宗族的存在与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政治介入,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此外,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与地权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和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对于祛除宗族糟粕、取其精华,发挥其对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益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职业女性工作—家庭促进和积极行为:心理资本与人—工作匹配的作用

本文以已婚职业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工作—家庭促进为切人点,探索它对积极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且针对职业女性的角色特征,揭示心理资本和人—工作匹配在该机制中的作用。基于307位已婚职业女性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家庭促进对职业女性的积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促进与积极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人—工作匹配对积极行为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工作—家庭促进和积极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人—工作匹配越高,两者的正向相关关系越强。本文研究结论为管理职业女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技术构建了多空间尺度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模型,以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因子对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力。结果显示:①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差异有61.99%是各县域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38.01%是其所在市的差异造成的;②GDP和城镇土地比较收益对农地城市流转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农地投入和距武汉市中心的距离则具有负向驱动作用;③市域GDP会强化县域GDP与农地城市流转的正向关联,但会弱化县域城镇土地比较收益与农地城市流转的正向关联,市域粮食自给率会弱化县域农用地地均投入与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向关联;④市域层次变量的引入解释了88.77%的县域农地城市流转平均规模差异,75.47%的县域城镇用地比较收益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78.67%的县域农用地地均投入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75.03%的各县(市、区)距武汉市中心距离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     

农业大省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土地流转是新一轮的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对于中部地区传统农业大省而言，当前推进农地流转的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大土地政策的宣传力度、完善与土地权能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程序和行为、发挥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引导和服务功能，为农地流转搭建良好的平台、因地制宜推广以种养大户、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流转模式，鼓励各种土地流转模式的创新。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风险意识、用途变更预期与土地流转意愿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低水平困局",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农户风险意识和农地非农用途流转倾向的考察,为此文章借助列联表分析法和Logistic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户风险意识及用途变更预期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以期为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提供事实依据。结果表明:农户风险意识和土地流转协议形式分别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在土地非农流转预期情景下,农户参与意愿下降。这意味着农户风险意识的确抑制了其土地流转意愿,这可能是当前土地流转困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在其土地流转决策中的作用因地域而异;规范和推广土地流转书面合同将有效促进土地流转进程;土地流转用途变更预期并未显著刺激农户参与土地非农流转。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户流转行为分析——以襄樊市襄阳区为例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文章通过对湖北襄樊市襄阳区的调查,分析了土地禀赋、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分析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地资源的配置速率不断加快,农地流转也就成为新时期必须面对的现实.本研究基于对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329户农户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流转提高了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改善了家庭就业结构,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福利水平.     

异质性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的响应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东海试验区2640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苏省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和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管理服务试点县——东海县26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小农户对地方政府顶层设计的现行农地抵押贷款的响应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特征因素、区位因素、土地流转特征因素都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小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贷款行为导向的重要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贷款行为影响甚微;而经济因素和土地流转因素对两类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价值判断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影响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及其决策都具有特殊性，对农地价值的正确判断和估计是影响人们进行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仅追求农地经济使用效益最大化将导致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扭曲或失误。本文主张以发展国民经济，提升社会综合效益及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综合目标的实现为目标，改进现有价值判断，科学估算农地的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从而做出合理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农地城市流转决策。     

产权强度、政策支持与务农收益研究综述与分析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农户务农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对农户的资金补贴、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农户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其务农人数、农户的固定资产拥有量等对农户的务农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农户家庭的非农就业工资收入与其务农收益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因此,要进一步增强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西省1488份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488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并探究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总人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兼业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是否参加新农保、是否有农业补贴、是否为家庭农场、是否加入合作社、近年耕地质量变化、相关信息获取难度等9个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对生态耕种行为采纳的均值只有4.74项,总体偏低,生态耕种行为有待推广与应用。论文探究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生态耕种的推广、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激励农户生态耕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美日农地流转制度比较分析

美国的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在家庭农场制基础上,产权边界明晰,以市场调节为主;日本则在政府和民间中介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克服了流转障碍取得农地使用效率。本文通过比较农地流转的不同制度与成效,从中得到促进我国农地流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