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与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三阶段DEA及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17个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环境影响因素作用,提出优化配置方案。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综合效率平均水平较高,但城市群间差异较大;环境因素对效率影响显著,拥有高新科技、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城市群对农地城市流转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更合理;剔除环境和随机影响因素后,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由技术效率变为规模效率,且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城市群数量变多。政府应加强城市群间联系与交流,推广和运用节能环保技术,调整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结构,注重城市用地内涵挖潜,抑制城市土地过度扩张,从而提高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     

财政转移支付的空间格局及其对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效应

基于县域尺度财政转移支付数据,利用空间分析、熵权TOPSIS、GMM动态面板模型等方法,对我国转移支付空间格局及其社会经济发展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首先,转移支付分布基本与分配机制吻合,呈现西多东少的基本特征,而税收返还则反之。特定区域如生态功能区、老少边穷地区等转移支付呈现投入增加的态势,总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未有效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其次,转移支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可分为总量影响、结构影响和双向影响。其中总量影响为正向影响,结构影响中无条件转移支付主要体现为总量效应,有条件转移支付则会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决策而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机制,双向影响指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对于转移支付具有反向影响,对地方政府财税努力形成负向激励,弱化转移支付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综合性转移支付和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均起到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并未有效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其中负向激励和软性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可能为其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地碳排放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综合运用排放系数法、变异系数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省级尺度农地碳排放的时空分异与驱动因子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我国农地碳排放量在2000—2018年间大体上呈现先上升,近年来稳定下降的变化趋势;（2）中国省级尺度农地碳排放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主要表现为除东北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农地碳排放量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表明,研究期内农地碳排放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持续减弱的正向关联,其空间集聚状况变化较为稳定,基本呈现出与农业产值相匹配的分布格局;（4）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影响中国农地碳排放空间分异的核心驱动因子在研究期经历了较大变化,主要驱动因素逐渐由人口因素、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向经济因素转变;（5）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一些解释力较小的因子在与其他因子交互叠加后,会产生非线性增强,显著提高其对农地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     

农地资本化流转与农业投入研究

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在于现有分散的、以家庭为主的农地经营模式以及与之匹配的、以农户为主且结构单一的农业生产投入机制不能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要求。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不变、加速农地资本化流转、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流转的最大意义在于以市场机制和农地经营权价值形式实现了农地流转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提高农地经营主体收益预期,激励和吸纳工商资本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全面建构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且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多元投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农业发展投入不足问题。     

基于功能性联系的山东半岛城市群空间范围划定实证研究

基于多元流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达性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市域和县域尺度揭示了山东省地域间联系特征与结构,并划定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空间范围。研究表明:在企业流,山东半岛城市群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县域尺度城市群空间范围小于城市尺度;在公路客运流,以济南为中心的高密度交通网已基本形成,各地区间联系均较为密切;在铁路客运流,高速铁路沿线地区可达性普遍较好并成为了城市群构成单元;基于多元流数据综合划定的城市群空间范围更接近其实际发育程度,并且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的实证分析为城市群空间范围划定研究提供有益探索。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基于GIS的城镇用地空间演化与景观特征分析

选择武汉城市圈内的嘉鱼县鱼岳镇为研究区,以2005年和2010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技术,分析鱼岳镇城镇用地空间动态变化与景观结构特征。结果表明：鱼岳镇城镇用地呈快速上升趋势,城镇用地扩展来源以耕地为主,其次是其他农用地和林地;同时存在城镇用地转变为其他类型用地的自我调节现象,反映了城镇用地发展中自组织与被组织的过程。城镇用地扩展来源中的不同地类在空间分布与景观格局上存在较大差异,被占用的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斑块破碎度明显小于其他地类,新增城镇用地与减少城镇用地的动态变化,更多体现了一种有序扩张和无序缩减的发展过程。     

基于BP神经网络的沈阳经济区县域经济空间分异分析

以沈阳经济区23个县为研究单元,基于BP神经网络和ESDA方法,选取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9项指标建立评价体系,分别研究2005和2010年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特征和驱动因素,并得出结论如下:①2005年沈阳经济区县域经济南北差异显著,2010年南北差异弱化。2005—2010年,南部的海城、大石桥等县市的经济水平较高,东北部的开原、调兵山等县市的经济水平上升,中南部的辽阳、灯塔等县市经济水平下降。②2005—2010年,沈阳经济区经济水平相近的县市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有所弱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在空间分布上形成沿交通轴线布局的县域经济带。③从局部差异来看,2005年在沈阳经济区南部形成岫岩、桓仁等"高高"型县域集聚区,以及北部的彰武、康平等"低低"型县域集聚区。到2010年,除开原市属于"高低"型县域外,其他县域经济的空间极化特征不明显。④深入分析沈阳经济区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得出结论如下:区位条件是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是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的外部动力,中心城市的极化扩散作用是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的重要力量。     

中国省际边缘县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演变

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及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两个指标,基于中国835个省际边缘县域1992—2012年多年份人均GDP数据,从全国、地带和省区三个尺度探讨了中国省际边缘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全国尺度上,省际边缘县域经济水平在1992、2002和2012年3个时间节点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有所增强,空间关联类型总体格局稳定,集聚特征明显,空间自关联类型的格局演变反映了中国经济扩散与经济梯度的空间转移;东、中、西三大地带尺度方面,地带内部省际边缘县域的差异大于省区间的差异且发展趋势一致,地带间的省际边缘县域经济差异和演化趋势具有显著的梯度性,地带间省际边缘县域的经济差异大于省区间的差异,三大地带省际边缘县域经济绝对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中、西部地带有扩大趋势;省区尺度上,省际边缘县域与省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差异显著增大,绝对差异的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经济差异的发展趋势可分为四种类型。在经济差异的形成机理方面,影响因素可以分为资源环境、历史基础、人文要素、区域政策等一般因子和空间近邻效应、省际边缘区位等特殊因子。     

县域尺度下中原城市群C2C淘宝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C2C店铺服务质量指标,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县域尺度下中原城市群C2C淘宝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欠佳、低质区数量总占比超过85%,反映出整体服务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服务优质区较少且组团效应不明显,反映出高水平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与市域尺度相比,县域尺度更能反映局部低值地区的优质增长点。②空间关联的四个类型区呈现出"L-L区范围大,H-H区、L-H区和H-L区范围较小"的特征,整体空间形态呈现出以郑州市为中心"H-H"—"L-H"—"L-L"的环状扩散。与市域尺度相比,低值塌陷区的局部H-H区、H-L区被凸显出来。③空间相互作用强度以四级联系轴为主,与前三个等级联系轴共同塑造"一团一带多核心"的网状格局。与市域尺度下以郑州为核心的放射状格局不同,核心辐射区明显减少且局限在郑州都市区范围。④从影响因素看,信息化水平是影响C2C店铺服质量空间分异的最重要因素;地形与区位条件已成为网商发展的基本要素,而作为制约因素的"障碍"作用愈发弱化;城镇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C2C店铺服务质量提升起基础支撑作用;专业化经营对知名品牌的孕育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是直接因素,影响着C2C店铺的经营理念与开拓创新;宏观政策所营造的外部环境对C2C淘宝店服务质量的提升起着重要引导作用。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系列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资金困难与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这只能从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农地流转收益与城镇土地转让收益中筹措资金,因此本质上是农民工承担了自身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但在名义上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分担,同时基于以政府为主、兼顾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农民工所在企业的发展需要为原则,构建以农民工所在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为主、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为辅、农民工所在企业和农民工共同参与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     

创新驱动能否促进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基于我国47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将创新驱动分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主体与创新活力四个指标,利用我国47个智慧城市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各指标对各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看,创新驱动对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创新驱动指标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表现在创新投入有效抑制单位GDP工业烟尘排放,创新产出有效降低单位GDP工业废水及烟尘排放量,创新主体有效控制单位GDP工业SO_2排放量,创新活力对单位GDP工业SO_2、废水及烟尘排放量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在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中有效作用的政策建议。     

创新驱动能否促进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

将创新驱动分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主体与创新活力四个指标，利用我国47个智慧城市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各指标对各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看，创新驱动对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创新驱动指标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表现在创新投入有效抑制单位GDP工业烟尘排放，创新产出有效降低单位GDP工业废水及烟尘排放量，创新主体有效控制单位GDP工业SO2排放量，创新活力对单位GDP工业SO2、废水及烟尘排放量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在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中有效作用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与股市收益的动态关联性实证研究

利用基于广义误差分布（GED）的多因素T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2005年7月21日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股市收益的动态关系。估计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对股市收益有显著的价格扩散效应,汇率上升会引起上证指数收益率较大幅度的上升;股市收益波动存在显著的ARCH效应和GARCH效应,并且等强度的正向或负向新息的冲击会引起股市波动的非对称反应,正向冲击比同强度的负向冲击能带来股市更大的未来波动。     

居住用地市场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以中国主要城市群为例

将土地、人口与资本等作为资源投入项,将地价增长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地价水平与居民收入合理性等社会经济效益作为产出项,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综合分析2009—2013年五个国家级城市群县域尺度下居住用地市场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并探究城市群内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分异及规模收益状况。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总体偏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仅为最优水平的59.3%、82.7%和71.8%;(2)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高值区多分布于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轴向线和核心发展圈内,但各城市群的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3)城市群内,不同功能定位城市的投入产出效率差异明显,其中节点城市的住宅用地价格与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状况协调性最优,其次为中心城市,而核心城市和边缘城市效率相对偏低;(4)就投入要素效率而言,住宅用地出让总面积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冗余度均超过50%,亟待通过土地市场和政府管控,以城市功能定位为导向,优化土地出让结构和资金配置模式。     

西部大开发10年来四川省经济差异时空变化分析

通过对1999—2009年四川省21个市域和181个县域的GDP、人均GDP以及人口数据的整理分析,研究了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省内区域经济差异时空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主要基于标准差及Theil系数的度量方法,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个方面,分析四川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特征并探讨其原因,旨在为区域协调提供一定的基础。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省的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迅速扩大,呈直线型的变化趋势;县域人均GDP分布显示四川省的经济实力集中在少数地区,人均GDP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县约占70%,而经济收入最高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一带,其他一些以攀枝花为首的地区则借助地区资源及特色优势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全省前列;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无论从市域还是县域来看,其变化趋势都呈倒"U"型曲线,与威廉姆逊的倒"U"型曲线理论相吻合;根据锡尔系数的一阶分解,经济区间和经济区内的差异对整体差异的影响相当;从锡尔系数的二阶分解来看,市内经济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略高于经济区内及区间的差异,因此在重视各地市发展差异的同时,更应重视各县之间的发展差异。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货币化困境及其纠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高货币化,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该文文献回顾发现,与政府相关的投资行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数值模拟分析表明,政府主导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会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水平上升和投资效率下滑,市场主导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则并不必然如此。实证研究发现,M2/GDP扩张与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正向相关,与资本回报率(ROIR)负向相关,且M2/GDP每增加1%,资本回报率(ROIR)约下降0.25%。因此,尽管政府驱动型投资模式在周期性衰退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随着债务风险的累积和资本效率的持续递减,投资主体到了转换的关键时期,这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家族控制、制度环境与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本文对于家族企业会如何选择性对待员工和社区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并关注在不同制度压力情境下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选择性参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族控制权的提升,家族企业会选择承担更多外部社区责任,减少内部员工责任投入。此外,不同的制度压力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约束效果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既可弱化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的负向影响亦可强化其对社区责任的正向影响,媒体监督和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压力,前者主要通过约束监督弱化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后者则是通过激励熏陶强化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正相关关系。     

江苏省县域碳排放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掌握县域碳排放时空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对制定符合区域特点的低碳调控政策,推进低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ESTDA框架下,研究2000—2017年江苏省县域碳排放时空演化特征,并构建HSAR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碳排放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总体上均呈增加趋势,空间集聚性呈波动变化,各县域碳排放呈增加趋势。（2）碳排放空间差异明显,较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LISA时空跃迁分析表明,碳排放的时空结构存在较强的空间锁定效应和“俱乐部趋同”现象。（3）人均GDP、年末总人口和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土地城镇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基于公路交通流视角的吉林省城镇中心性及影响因素

识别流空间视角下的城镇地位及其发育状况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认知基础之一。基于县域公路客运班次数据,在Ucinet及Arc GIS软件支持下,从整体网络、城镇中心性及地理探测等三个方面对吉林省城镇中心性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1)省域整体网络结构相对松散、核心网络实力偏弱,城镇间空间联系有待进一步提升;市域内空间联系相对紧密、跨市域联系则明显不足,区域联动发展进程相对滞缓。(2)地级城市程度中心性普遍较高、省域边缘城镇的交往能力总体处于从属地位;城镇节点的空间链接效应具有地域差异特征、区内空间联系多通过地级城市中介作用完成;综合中心性视角下的城镇层级总体呈首位分布特征并形成"一极三核"的省域"中心—枢纽"格局,区内出现"八子群、四片区"的组团现象。(3)将地理探测器方法应用于城镇中心性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省域内城镇节点中心性的影响较小,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交通承载力等因子对城镇地位及角色影响明显,路网密度仍是影响城镇空间链接水平的因子之一。为此,应提升省域东西部地区核心城镇资源集聚能力,优化省域边缘城镇产业结构、增强市场活力,合理配置区域交通资源、完善边缘城镇交通基础设施,以促进区域联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