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获得与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

住房获得对乡城移民而言不仅具有居住生活等使用价值,住房获得途径、结果的差异也具有阶层分化、身份认同等象征价值,是乡城移民家庭立足城市、实现城市融入的关键;乡城移民的家庭式迁移对城市住房问题提出了现实要求,城市住房政策需要随着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推进而不断变迁,二者相互调整和适应,才能真正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Housing Acquaintance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Family in City

住房获得对乡城移民而言不仅具有居住生活等使用价值,住房获得途径、结果的差异也具有阶层分化、身份认同等象征价值,是乡城移民家庭立足城市、实现城市融入的关键;乡城移民的家庭式迁移对城市住房问题提出了现实要求,城市住房政策需要随着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推进而不断变迁,二者相互调整和适应,才能真正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论人口乡城迁移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持续发生的大规模乡城迁移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养老保障的供给方面看,人口乡城迁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但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会有所欠缺。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不仅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在经济上为农村地区开展社会养老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人口乡城迁移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观念的转变和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建。     

中国的永久移民

中国的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然而,农村居民仍能通过接受较好的教育、提干或参军等方式获得城市户口。利用2002年的大样本调查,我们发现永久移民的数量大约为1亿,约占现今城市居民的20%。与留在农村的农民相比,永久移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成为永久移民的概率与父母教育水平、汉族身份、父母党员身份等正相关。永久移民的经济状况与获得户口时的年龄有关。较年轻时就获得户口的永久移民的收入要高于城市原住民,较晚获得户口的永久移民的收入则要低于城市原住民。尽管大部分永久移民成功地融入了城市生活,但那些通过非职业途径获得户口的永久移民,却远非如此。     

我国三峡库区移民家庭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

利用重庆市云阳县移民的调查数据,按移民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移民家庭收入进行统计分析。然后,按移民类型、受教育程度、年龄段进行分组,对影响移民家庭收入的微观因素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移民家庭的经营土地对其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大;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从年龄结构的角度看,31～45岁、46～60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当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大专水平时,家庭收入会随着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16～30岁年龄组中大专文化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显著为正;31～45岁、46～60岁年龄组中初中文化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显著为负;劳动力的非农业收入明显高于农业收入。最后提出:应鼓励移民从事非农业;鼓励青年和中年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发达的城市自愿流动;鼓励移民子女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尽快健全城镇和农村移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国城市自有多套住宅家庭的空间模式实证研究

第二住宅古已有之,而在当代中国出现了规模逐步扩大的趋势。自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来源和产权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租赁公房为主转变成了多样化的住房来源和产权,并且出现了拥有多套住宅的现象。地理因素影响第二住宅的获得。运用2005年CGSS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自有多套住宅家庭的地理特征,直辖市和省会市辖区自有多套住宅城市家庭比重低于其他城市,人口规模在50万以下的城市比其他城市自有多套住宅比例高,一线、二线城市低于四线城市。将城市居民分为本地市民、城镇移民、农村移民家庭和其他,本地市民家庭和全体城市家庭地理特征一致,城镇移民家庭和农村移民家庭空间模式有所不同,并且本地市民比移民更可能自有多套住宅。运用LOGIT模型在控制了家庭收入、移民类型等社会经济特征之后,城市行政等级和人口规模、市场等级等地理因素依然是影响全体城市家庭和本地市民家庭自有多套住宅的重要因素。它实际上表示的是地方住房市场,特别是房价和低价住房资源可得性等方面的差异。     

迁移类型、户籍身份与工资收入水平*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考察各类迁移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OLS及PSM估计结果均表明各类迁移有利于工资收入水平的提升;采用局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迁移范围来看,市外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市内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分户籍类型来看,农村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城市户籍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综合比较各种迁移类型的收入增长效应,由强至弱可以将其排列为：永久移民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外迁移、本地居民市外迁移、城市户籍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内迁移、城市户籍市内迁移、本地居民市内迁移、永久移民市内迁移。城市化的核心在于满足居民的自由迁移意愿,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鼓励就近城市化而妨碍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城市化模式尚未得到收入增长激励的支撑。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应注重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     

高学历乡城劳动力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四市为例

受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影响,高学历乡城劳动力在传统就业方面处于劣势,而在创新创业方面则处于优势。调查发现,有就业和创业经历,接受过系统的创业培训,个人创业特质突出并具有良好创业环境的高学历乡城劳动力,其创业意愿较为强烈。为此,政府要改革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并为该群体创业提供特殊优惠政策;高校应根据个人特质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和创新能力;高学历乡城劳动力也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市场驾驭能力及抵御风险能力。     

社会福利对移民的城市融入影响研究综述

利用国外有关社会福利和移民城市融入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梳理分析社会福利在移民城市融入方面的作用机制,为解决国内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结果表明,社会福利对移民城市融入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时间上,两代移民在同一城市融入显现差异;空间上,不同地区福利政策的差异影响移民的城市融入。此外,不同的社会福利类型和层次对移民城市融入的影响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社会福利的水平会影响移民城市融入的程度,其次,社会福利的类型影响移民城市融入的途径,第三,社会福利的获取难度影响移民城市融入的速度。     

水利水电移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及其结构解析——基于三峡工程湖北库区的实证

水利水电移民在异地迁移后,由于人力资本的损失,而造成了生计上的不可持续。因此,加强水利水电移民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帮助其实现生计可持续的重要方式。文章以三峡工程湖北库区移民为例,考察了水利水电移民在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解构。研究表明,经济、制度、教育状况与禀赋是影响水利水电移民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四大因素。要提高移民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需要加强移民教育,改善移民健康水平,及强化政府管理。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复杂性特征分析

借助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方式实现再社会化是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对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其网络结构特点,也将为进一步研究流动人口再社会化过程提供理论基础。采用深圳市流动人口专项调查中的整体网络数据,借助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与讨论网络的复杂性特征。在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中广泛存在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特征。复杂性科学可以为分析诸如乡城流动人口这样的复杂系统提供有效方法,也是拓展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应用领域的有益尝试。     

我国乡城移民的贫困问题研究

乡城移民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一群体的贫困问题关注甚少。通过考察,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乏是导致乡城移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因而从人力资本投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四个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与对策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民工个体特征、迁移流向、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住房情况以及权益保障现况的基础上,认为二元分割体制、城乡利益羁绊、城市社会适应性、个体融入能力依然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作者从户籍制度、城乡配套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技能素质方面提出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     

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救助对象的卫生服务需求分析

应用分层定额抽样的方法对四城市800户属于当地医疗救助制度救助对象的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对收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了解现阶段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实际覆盖家庭的卫生服务需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研家庭由于健康水平差,对卫生服务需要量较大,但有大量的卫生服务需要未能转化为实际需求,其影响因素为医疗保障、家庭收入、教育和家庭健康状况。对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政策建议。     

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收支均衡的影响

良好的经济条件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最核心的因素,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收支均衡状况并不乐观,不利于其社会融入和城市化。基于调研数据,笔者采用OLS模型对调研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收支均衡水平,受教育水平越高,月经济结余越多,越有利于其城市融入。因此,应通过完善教育政策、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等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以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     

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来自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项目第五轮全国范围调查(CHIP2013)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构建综合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测度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综合测度城市融入程度,并分别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最后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检验不同区域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否具有歧视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不高,东部地区要高于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随着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分位点的提高,其影响变量的系数绝大多数都有明显的变化,但波动方向与程度差异较大;不同区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差异主要是由发达地区农民工和欠发达地区农民工之间的禀赋差异所引起的,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歧视效应。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人力资本素质不高、文化与社会认同缺失以及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成了由禀赋约束构成的功能性排斥和由制度约束构成的结构性排斥这两种社会排斥存在的原因.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的必然路径在于政府通过制度革新破除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桎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引导帮助其实现城市融入.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脆弱性能综合反映家庭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而对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可获得脆弱性的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以脆弱性定义为基础,笔者提出了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测量与分解的基本框架。使用CFPS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对数消费模型,并据此计算了样本城市家庭的脆弱性值及五个分解部分值。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城市家庭是脆弱的,居委会内不平等性构成其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脆弱性和各分解部分对协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北京和上海家庭比广东家庭更易变得脆弱;工资性收入的不同档次显著影响城市家庭脆弱性;相比家庭规模,社会资本更能有效降低城市家庭脆弱性。     

三江源生态移民选择性及对三江源生态移民效果影响评析

将课题组2009年在青海省三江源地区5个移民村的调查数据和迁出区与迁入区的非移民数据进行对比,运用迁移差别指数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特征作了分析。由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三江源生态移民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民族结构等方面的选择性不强,但生态移民的家庭规模却呈现普遍小于非移民家庭的特征,另外,生态移民迁移前草场面积和牛羊头数平均低于非移民家庭。这种选择特征不利于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从今后的政策应对上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