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基于董事会投票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特有的强制披露数据,即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议案发表意见和进行投票的数据,考察了独立董事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性及其监督作用。本文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独董并不会公开质疑管理层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Mace(1986)对独董投票权属于橡皮图章的描述。然而,当公司业绩不佳时,独董更有可能对管理层行为提出公开质疑;并且,声誉越高、具有财务背景、任职时间早于董事长任职时间的独立董事更有可能对管理层决策提出质疑。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异议独董的公司市场价值也更高。这表明当公司面临危机时,独立董事能够发挥监督作用,并且独立董事的监督行为能够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公司价值。     

执行董事双重身份与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基于董事身份认同和管理层内部制衡的机制考察

执行董事既在管理层承担战略实施的重任,同时参与董事会决策、履行法律赋予的董事职责和义务.董事身份的职责共性和管理层内部动机异质性,使得认识执行董事的双重身份及治理作用尤为重要.本文实证检验执行董事双重身份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执行董事占管理层的比例越高,越能抑制损害公司长期价值的研发活动盈余管理.其作用机制在于:执行董事出于对董事身份及职责的认同,非CEO执行董事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的考虑,会更加注重公司长期价值,有效抑制CEO主导的短视机会主义行为.这一结论对重新认识执行董事的职能履行和董事会构成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员工持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创新 ——基于员工持股计划的准自然实验

自2014年6月证监会重启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已有超过8%的上市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预案。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多时点DID研究框架,用以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ESOP）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以此揭示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ESOP）的真实效果。结果发现：实施ESOP的企业相较于未实施ESOP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产出,并且在信息透明度更高的企业中这种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实施ESOP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对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实施ESOP后可以提高管理层创新意愿进而促进创新投入。研究揭示了ESOP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对广大投资者理解ESOP公司治理作用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分析——源自深市信息披露评分的证据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评分作为信息披露透明度的代理变量,利用排序选择回归从管理层持股、第一大股东、独立董事、董事会规模、公司治理会议以及审计委员会等六个方面验证了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董事会规模对于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公司治理会议与信息披露透明度负相关,第一大股东、独立董事以及审计委员会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并不显著。     

独立董事持股与履职积极性——基于独立意见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独立董事存在自愿持有受聘上市公司股份的基本事实出发,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持股独立董事的行为逻辑更符合中国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的初衷,即持股独立董事能更多地独立于管理层和大股东,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实证结果显示,在有独立董事持股的公司,独立董事更多地发表反对意见,从而证明持股独立董事确实更积极地履行了监督职责.进一步检验显示:独立董事持股不仅降低了管理费用率,而且在股权制衡水平较低时更倾向于发表反对意见,并且能更好地约束大股东掏空行为,即独立董事持股对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均起到了更好的治理效果.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论依然成立.以上经验证据既是对独立董事持股现象的经济后果的探究和检验,又是关于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如何提升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剖析与思考.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小企业板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深交所中小企业板的8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创新决策主体的层面,分别检验了总经理持股与董事会特征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总经理持股有利于其降低管理者短视行为,提高技术创新投入;董事会成员受教育水平对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董事会规模,外部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机构大股东对技术创新投入作用不显著。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兼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异质性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不同行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独立董事薪酬及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2008年房地产业、零售业、公用事业三个行业相关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独董薪酬以及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不同行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独立董事薪酬水平的影响能力不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更能影响竞争性弱的行业中独立董事的薪酬,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更能影响周期性行业中独立董事的薪酬。同时,我们通过对公用事业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分析中发现,机构投资者的加入有助于将公司目标转变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在机构投资者少量持股的公司中,由于其影响能力有限,公司发展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公司选聘关系型独董仅是任人唯亲吗?—基于商业关系维护视角的分析

在我国人情交织的商业背景下,许多公司聘请了与高管存在社会关联的独立董事,由此产生了拖累企业治理效果的担忧.然而,企业聘请这类独立董事仅仅是关系作用下任人唯亲的行为吗?文章通过收集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社会关系数据,以2008-2015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较多地与商业伙伴进行关系型交易的企业更倾向于聘请关系型独董.其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带来的信任使关系型独董能够为企业保守交易过程中的商业信息,并且支持企业为稳固商业关系而做出的相关决策.这一现象在企业处于激烈的行业竞争及较差的地区商业环境时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这类企业聘请关系型独董后进行了更多的专有资产投资,并获得了更快的销售增长.文章研究表明,企业选择关系型独董不仅仅是关系使然,很可能是企业权衡自身特质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CFO兼任董事能抑制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吗?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CFO兼任董事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的影响,并以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避税极端保守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避税程度;当企业避税极端激进时,CFO兼任董事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抑制了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的避税行为;当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地抑制企业极端激进避税行为;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发挥了治理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CFO兼任董事能够对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发挥财务咨询和监督作用,一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能够促进CFO兼任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     

政府治理、关系网络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连锁任职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与关系治理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影响,且管理层关系治理确实有助于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治理与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会产生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经理的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内部董事和经理呈现出正面效应,而独立董事则呈现出负面效应。因此,企业既可以借助"地利"政府治理,也可以搭建"人和"管理层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机构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R&D投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代理理论,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R&D投入、追求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结论显示,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机构持股能够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以上发现表明,机构投资者已经能够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机制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并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发挥监督作用。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来自真实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短视行为是学术界和管理实践关注的焦点。数字经济究竟对管理层短视行为有何种影响尚无明确结论。本文以表征公司短视行为的核心变量真实盈余管理为研究情境,检验数字经济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缓解了管理层短视行为。中介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路径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显示,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数字经济越能在信息流传递层面“精准施治”,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的效果越显著。本研究明晰了数字经济对微观公司治理领域的影响,为解决管理层短视行为,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启示。     

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结构的实证研究:一个内生性的视角

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领导权结构都是对经理人有重要约束作用的内部治理机制。一方面它们共同对公司的业绩和价值起作用,另一方面它们又受诸多公司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年~2005年国内上市公司数据,定量的实证分析来验证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中的内在相关性及存在的影响因素,得到了董事会持股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持股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领导权结构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等一系列的结论,反映出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性和互补性的关系,为深入理解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法律背景独立董事:治理、信号还是司法庇护?——基于上市公司高管犯罪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考察了独立董事法律背景在抑制高管犯罪、防范企业风险中发挥的作用及其路径.研究表明:(1)法律背景独立董事能够起到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犯罪的作用,独立董事的法律背景越多元化、实务经验越丰富,高管职务犯罪的概率越低.(2)较低的高管职务犯罪率—方面是因为法律背景独立董事在任职前选择了低风险公司,表现为信号传递作用;另一方面,具有律师从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在任职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3)法律背景独立董事对高管职务犯罪的抑制作用还取决于犯罪类型以及犯罪行为本身的隐蔽性和严重性.文章的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法律影响公司治理的证据,而且对于企业充分利用独立董事法律专长以及监管部门识别企业风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公司治理作用机制下的债权治理效应研究

通过建立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的通径模型,研究以股东﹑董事﹑债权人﹑经营者为参与人的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分析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债权治理机制及其相互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方面,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主要是负面的;另一方面,虽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等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债权治理机制发生相互作用,但并没有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有效制约,导致内外部综合治理效应也是负面的。因此,要想有效发挥企业债权治理的作用,不能仅从外部债权治理入手,还应将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债权治理有效结合起来。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短视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上市公司深化对超额委派董事的理解，为公司合理安排董事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参考。     

公司治理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文章主要利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A股）2005年-2007年的财务数据,透过检验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证实了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定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通过建立独立董事制度、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和股权集中等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有效的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公司治理与管理层机会主义会计选择——基于新会计准则的实证分析

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更多的会计选择空间,诱发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本文以新会计准则下金融资产分类为例,结合2007～200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安排对管理层机会主义会计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控股和两职合一的公司更倾向于机会主义会计选择,独立董事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机会主义会计选择显著负相关。并且,独立董事和股权激励制度对管理层机会主义会计行为的约束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本研究丰富了会计选择的研究文献,有助于监管部门了解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及影响机制。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