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责任保险中政府的作用

环境的负外部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环境责任保险是通过责任风险社会化解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但在现阶段,要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只能依靠政府强制的力量,本文结合我国现状,分析了政府在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     

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体现出我国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以及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中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作为任意责任保险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难以自动实施,需要以强制责任保险的形式来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试论我国责任保险第三人代位请求权——新《保险法》第65条之管窥

责任保险第三人代位请求权是指任意责任保险中第三人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享有的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予赔偿的权利,我国最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本文在区分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的第三人请求权基础上,深入阐述了责任保险第三人代位请求权在我国的基础和意义,以期对新法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法律体系的构建

2013年,我国开始尝试通过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来解决前两次自愿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中遇到的供需双向不足、市场难以自发形成的问题。但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进进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顺利。实践表明,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撑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最终难逃“叫好不叫座”的命运。笔者认为,未来应构建由四个层次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法律体系,借此打破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僵局。     

强制责任保险与无过失保险可否兼容?——台湾的经验与大陆的教训

强制责任保险与无过失保险是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两种模式,二者在保险原理、保障范围及运作机制等方面都有较大不同。与大多数强制责任保险立法不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在强制责任保险的框架内吸收了无过失保险的经验,规定了保险公司的无过失赔偿责任,并已被实践证明运行良好。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强制责任保险与无过失保险结合的规定却遭到了质疑。因此,有必要探讨强制责任保险与无过失保险的兼容性问题。     

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制化经验的借鉴与反思——写在大陆《交强险条例》实施十周年之际

虽然两岸在构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时都宣称要以车祸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护为制度设计的主要出发点,但相较于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通过编织天衣无缝的保险法律网、构建完善的保险保障模式、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以努力实现受害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大陆《交强险条例》的许多相应规定却仍按照任意责任保险的模式予以设计,其实并未真正落实受害人保护的精神。此外为使受害人的损害尽快得到填补,两岸都在原有责任保险的框架中融入了一些无过失保险的因素,但也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故而以《交强险条例》实施已届十年为契机,通过参酌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成熟经验,我们可知大陆有关交强险的诸多具体规则乃至整体框架设计其实都存在检讨的空间。     

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系统研究中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基本状况,分别从我国责任保险的保费情况、市场份额、保险深度和密度等角度,分析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违法成本低、法律外部环境不健全、国家与保险公司重视程度不够是当前责任保险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总结了发达国家责任保险的发展经验,并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扩大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增加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因地制宜发展责任保险、完善与责任保险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部分责任保险需强制实施等在内的五条建议。     

第三者保险金请求权类型化研究——以《保险法》第65条为中心

《保险法》第65条的规范功能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责任保险而分别赋予第三者不同类型的保险金请求权。根据第三者利益属性的强弱,责任保险可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利他责任保险和普通责任保险。在强制责任保险中,第三者可根据特别法的规定直接取得保险金请求权;在利他责任保险中,第三者可依照合同的约定取得保险金请求权,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合同当事人可通过协议变更或撤销这一约定;在普通责任保险中,第三者仅在"被保险人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且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时才能取得保险金请求权。这三类保险金请求权的设置是与责任保险第三人利益属性的强弱相匹配的。我国未来责任保险制度的建构应当进一步强化这三类责任保险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第三者保险金请求权制度。     

我国对煤矿业实施强制雇主责任保险的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高不下的煤矿事故和不断攀升的伤亡人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发生煤矿事故后,遇难工人及其亲属的生活陷入困境,保障煤矿工人的利益,让他们获得应有的赔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通过强制实施工伤保险来保障遇难矿工的利益,但是工伤保险有着自身的不足之处。在煤矿业开展强制的雇主责任保险后,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使得工伤工人的利益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同时也能更好地分散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笔者在本文中还就煤矿业开展强制雇主责任保险的运行模式提出了建议。     

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制度困境及完善路径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旨在保护第三人利益与社会公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公共性、强制性等特征。但该保险自试点推行以来,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无论是环境高风险企业亦或是保险公司对于推广该保险的积极性较低、动力不足。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制度不完善,高位阶法律法规缺失、合法性基础薄弱,具体规定模糊、缺乏细节指引。破解该问题的前提在于明确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正当性。从法理视角进行分析发现,一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能够服务于公共利益、体现了法律与国家政策的价值观,具有目的正当性;二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满足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具有实质正当性。为进一步完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建议完善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立法支持;加强政府引导与监督,促使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市场化发展;完善环境侵权案件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