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

在借鉴Haddad和Aitkin的R＆D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对我国东、中、西部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东部高技术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最强,中、西部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很弱,西部地区甚至出现负值。这说明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完全显示出来;整体上我国国内的R＆D劳动力投入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推动作用很小;FDI通过技术外溢提高我国高技术行业的现有技术存量,提高我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FDI与东道国企业的能源效率——以江苏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会对企业能源使用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江苏省1988家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试图揭示FDI与企业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虽然FDI对企业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来自不同国别（地区）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非港澳台地区FDI较之港澳台地区FDI对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不同来源地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差异以及FDI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不同动机有关。同时,本文还发现,研发创新、人力资本以及国有资本份额也对能源效率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产业集聚因素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双向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互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中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小于西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大于西部地区。此外,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出口贸易、资源禀赋和政府支出也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可以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即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2）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虽然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彼此的制约。     

对中国出口商品技术驱动型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①

从技术要素投入角度出发,选取1990年至2010年的数据,对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FDI等技术驱动因素及高技术出口产品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能够发现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有显著影响作用,FDI对其影响则不显著。实证研究同时也发现贸易开放和全球金融危机都对高技术产品出口产生重要影响,据此可以提出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相应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协整理论的实证分析

采用单整、协整等计量方法对1978年～200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得出结论:FDI、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DI、人力资本和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且FDI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当前应正确认识FDI的影响,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国内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性分析

首先采用聚类分析法对我国的省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标准、基础设施水平标准、技术能力标准进行了分类，然后应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各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最后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1）在经济发达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2）在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FDI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在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市场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3）在科技能力较高的地区，FDI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在科技能力较低的地区，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内生性研究——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选取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分析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生关系。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倒U型关系,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倒J型关系。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第二产业占比、人力资本程度在促进技术创新水平上有重要的作用。市场化指数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存在着门槛效应,具有知识溢出效应,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力沿着东—中—西部依次递减,西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增加效果最为明显,弹性系数大于中东部。     

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

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主要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以及R&D等因素的影响。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这些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R&D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发挥着正向影响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则相反。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幼稚产业保护,加大R&D投入。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FDI则对经济增长效率有显著抑制效应,二者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进一步强化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金融发展水平是发挥FDI溢出效应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分区域来看,下游地区与长江经济带总体回归结果较为一致;中游地区金融发展和FDI对经济增长效率均有抑制作用,且二者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均依赖于对方的发展情况;而上游地区金融发展、FDI均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且当金融深化超过一定程度时,更有助于发挥FDI正向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     

FDI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0-2013年各省份有关经济指标建立面板模型,研究FDI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各综合经济区的影响差异较大.FDI对北部和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东北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影响;对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很弱.应继续扩大FDI引进总量,加强对FDI投资区域选择的引导,做到因地制宜,提高FDI利用效率,缩小区域FDI差距,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知识溢出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知识溢出高度依赖于地理邻近性,知识溢出效应的高低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基于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选用研发支出、人力资本、专利水平三种知识存量替代变量,借助SEM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测度和分析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知识存量变量具有显著的知识空间溢出效应,Jacbos效应、Porter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城市集聚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加大研发经费支出,以增强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下的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众多的决策者与学者相信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明确,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环境和条件(即吸收能力)的制约.东道国的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市场环境优化效应等机制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影响.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东道国FDI效应有效发挥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FDI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     

知识溢出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知识溢出高度依赖于地理邻近性，知识溢出效应的高低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基于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选用研发支出、人力资本、专利水平三种知识存量替代变量，借助SEM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测度和分析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知识存量变量具有显著的知识空间溢出效应，Jacbos效应、Porter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城市集聚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加大研发经费支出，以增强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检验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从金融发展与多维度吸收能力视角实证检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3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均存在最低门槛,小于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跨越门槛后,呈正向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随着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最低门槛值,小于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越过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为正;而金融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会由正变得不显著。     

深化对外开放与西部跨越式发展——基于FDI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尚未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较少的FDI存量拉大了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经济同质性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远未形成。西部在市场潜力、区位和区域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劣势,影响了外资流入;正在改善的基础设施则对FDI流入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内部,在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     

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β趋同的实证分析——基于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上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系列均衡发展战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但目前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仍然较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条件趋同”假说前提下,借鉴Solow-Swan经济增长模型和WRM经济趋同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经济增长p趋同模型.分析发现2000-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β趋同,物质资本储蓄率、人力资本储蓄率和R&D资本储蓄率的提升对我国经济增长条件β趋同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加大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能有效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服务贸易配置要素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实证分析

服务贸易发展反映了要素配置及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通过对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业FDI、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对服务贸易影响的计量分析,发现各要素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贡献率不同,从大到小依次为技术进步、FDI、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加快服务业技术进步,积极引进服务业FDI,加强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积极培育服务业人力资本和促进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升级等。     

长三角FDI与城市经济增长比较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增长势头。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量进入,无疑是促进其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理论入手,针对FDI对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考察了FDI占GDP比重的演变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实证模型,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三大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FDI流量的变化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不同区域FDI的产出弹性有很大的区别,且FDI对国内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