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火灾与海事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成立

对市场热销的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分红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中国保监会日前发布公告，向消费者阐述上述产品的特征及重要事项，揭示可能存在的风险。此举是针对过去一段时间许多保险推销员对这些保险产品的功能过于夸大所采取的对策。     

美国收入保险产品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收入保险作为农业国内支持主要政策工具，受到许多农业强国的重视。美国自1996年推出收入保险产品以来，经过不断完善法律基础，形成了目前以普通作物、特色作物、全农场收入和区域收入为保障对象，基础产品和增强产品相结合，层次清晰、保障有力的收入保险产品体系，具有保险产品丰富性、保险标的有限性、保险选项创新性、收入确定市场性、保费补贴统一性、保险费率灵活性等特征。我国收入保险起步较晚，存在产品单一、覆盖有限、弹性不足等问题。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有必要借鉴美国成功经验完善我国收入保险产品，增加保险品种、优化保险单元、取消标的限制、提高产品弹性，立足我国国情农情，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收入保险产品体系。     

寿险公司的利率风险管理

我国寿险业自1994年飞速发展以来，至1999年在市场上推出新型寿险品种如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寿险，寿险公司经营的寿险产品都是传统寿险品种，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养老保险品种。这段时间传统寿险保险发展很快，此后分红险、投资连结险和万能型寿险产品才开始逐渐被市场青睐。     

国际寿业发展趋势分析

随着寿险业自身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产品创新步伐的加快，全球寿险业在金融业的地位不断提高，呈现出保费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保险深度持续上升、保险密度不断提高、全球化、行业整合和混业经营趋势明显、经营方式向资产驱动转变、经营产品向投资型产品演变、保险监管放松等发展趋势。     

我国保险产品管理制度介绍(二)

近两年，保险监管部门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在产品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积极的指导和推动工作，如2003年机动车辆保险(以下简称“车险”)改革、机动车辆贷款保证保险(以下简称“车贷险”)。下面对车险产品和车贷险产品的创新实践与管理进行简要分析。     

发展我国县域保险市场的思考——由“安岳现象”看县域保险的发展

发展县域保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县域保险的市场潜力巨大，但由于其准公共产品性质使县域保险的供给和需求水平低下，进而导致县域保险与县域经济不相称的现状。而发展县域保险只有抓住其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明确政府及监管部门责任，实行政府引导与企业创新相结合的策略，才能真正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最大贡献。     

对上海保险交易所作用、影响力及发展的思考

上海保险交易所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创新型保险要素市场，依靠保险业和交易所模式相结合的有利条件，正越来越大地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这一保险市场新模式的思考论述，阐述了上海保险交易所的功能定位、战略地位，展示了其建立以来逐步推进的保险资产登记交易平台、地震巨灾保险平台、招投标平台、区块链数据交易技术、招投标平台业务规则、保险资产登记交易平台与保险资管产品注册系统互联互通、保险产品交易业务规则、保险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等各项建设，叙述了其运行一年来呈现出的资产管理产品上市交易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共同体+保交所”模式搭建起巨灾保险高效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创造更大价值、互联互通提升险资运用效率等主要优势，分析了其运行中尚待解决的资产管理产品上市交易的规模不大、地震巨灾保险平台系统利用率还不高、区块链技术还未完全成熟、盈利模式的形成还需不断探索等一些问题，展望了其发展趋向。     

我国保险产品管理制度介绍(三)

近年来，保险监管部门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在产品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积极的指导和推动工作，如航空意外伤害保险(以下简称“航意险”)及投资型财产保险的产品创新。下面对这两种产品的创新实践与管理进行简要分析。     

投资型保险的由来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欧美国家正值高通货膨胀及高利率时代，消费者想通过金融工具来获取高回报，但传统型保险的给付选择无法对抗高通胀，这就迫使欧美的寿险业者纷纷调整传统型保险的设计方向，并开发出“投资型保险”。由于竞争对手不再是同行业的产品，而是其它金融产品，因此投资型保险应运而生。     

投资保险：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的利器

中国信保成立后，作为主营业务之一，投资保险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以海外投资保险、来华投资保险和租赁保险为主的产品系列，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投资型非寿险产品探究

投资型保险就是带有投资性质的保险产品，在提供保险保障的同时，由保险人对投保人一定数量的资金代为投资运用，所得的收益按照合同约定返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投资型保险包括投资分红型保险、投资连接型保险和万能保险。目前国内寿险投资型产品多以万能保险和投资连接型保险为主，而非寿险市场则更倾向于开发投资分红型保险产品，其中又以固定分红型保险产品为主。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与演变——产品形态的视角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农业保险正处在从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从物化成本保险的低保障向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高保障迈进的关键时期，未来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以及应采取的主流产品形态成为摆在学界和业界面前的重要命题。本文由今溯古，首先对成本保险的概念和特征进行理论辨析，然后梳理了民国时期至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在不同时期的产品形态，探讨了我国农业保险产品演变背后的逻辑，最后提出我国农业保险产品的创新发展方向，旨在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经验依据和理论支持。研究发现：自民国时期至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探索实践了成本保险、价值保险、产量保险等多种产品形态，在保险公司解决高赔付问题、政府担心财政补贴压力和农业生产条件等因素作用下，我国农业保险最终选择了物化成本保险的产品形态。但目前各方面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推动我国农业保险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保产量依然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保险保障的重点，应兼顾小农户需求继续开展成本保险，优化完善成本保险的“分阶段赔付”设计，并探索开展“产量保险”试点。     

简论我国非寿险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开发

非寿险投资型产品是带有投资性质的非寿险保险产品，该产品在提供保险保障的同时，保险人将保费中的投资金代为投资运用，所得收益按照合同约定返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非寿险投资型产品是非寿险公司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增加产品竞争力而面向个人客户开发的一系列新型保险产品，具有保险保障（但不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和投资价值或储蓄双重功能。     

论我国寿险市场的转型

2000年是我国寿险市场非常活跃、最令人瞩目的一年。继1999年10月平安保险公司开了中国内地投资类保险的先河，推出中国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之后，其他保险公司不甘寂寞，纷纷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推出自己的投资型寿险产品，如中宏保险在2000年3月又率先销售分红保险，     

审视非寿险投资型保险功能

非寿险投资型保险是非寿险公司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增加产品竞争力而面向个人客户开发的一系列新型保险产品。这类产品由财产险(非寿险)公司经营，具有保险保障(但不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和投资价值或储蓄功能。     

浅析分红保险合同红利负债的确认与计量

随着入世以来，在储蓄利率分红保险，使得分红保险己成为目进入有史以来最低时期，传统保险价格上扬，聪明的消费者买保险时首选前保险市场上的热销保险产品。以2002年的寿险市场为例，分红险剑气如虹，寿险分红产品保费收入1121．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49．39％，占新型产品保费收入的91．6％，几乎占了寿险市场的半壁江山。近几年来，分红保险更是成为世界保险市场的主流产品，在北美地区，80％以上的产品有分红功能；在德国，分红保险占该国人寿保险市场85％；在香港，这一数字更高达90％。     

新型人身保险产品风险提示

5月18日，为切实维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保监会就新型人身保险产品向广大保险消费者发出如下风险提示。 1．注意了解新型人身保险产品包括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保险产品的不同。 分红保险产品具有确定的利益保证和获取红利的机会。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可分配的红利是不确定的。     

保险组合产品及其规制问题探讨

保险组合产品是指由多个保险产品或多个险种组成的、具有综合保障功能的新产品。保险组合产品弥补了普通保险产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上的不足．极大提升了通过保险服务社会的能力，逐渐成为推动市场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基于保险公司的科技保险产品创新行为研究

一、保险公司科技保险产品创新的行为目标 科技保险承保人应在科技保险工作中积极探索，创新产品内容和业务模式，通过内外互动、总分联动、试点先行、全面推动的工作方式，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创业风险提供全面的保险保障机制。     

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几个问题(上)

农业保险的大部分产品是准公共物品，其可交易性差，对此险种的经营必须有政府介入，而且须提供足够补贴，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但也不是所有农险产品都必须实行政策性经营，纳入政策性经营的农险产品只能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商业性保险公司又不可能或不愿意经营的农业保险项目，其他农验产品仍需商业性经营。根据我国实际，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模式应选择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建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的问题还需继续商榷和研究。需要加强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问题，以便尽早确定补贴政策；要加强对监管组织建设和监管规则的研究；要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