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兼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推进共同富裕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还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新机遇。运用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化产业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产业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而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则会拉大发展差距；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剧产业集聚拉大发展差距，通过促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扩散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时，数字化产业发展会加剧发展不平衡问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化产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协调性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母职惩罚与性别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释放“性别红利”,对于家庭福利改善以及共同富裕实现都至关重要。通过构建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结合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从母职惩罚角度检验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缓解母职惩罚，帮助母亲群体增强工作的稳定性和便利性并促进她们的就业参与，从而提高女性收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县域银行业竞争是否会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县域银行网点数据与CHFS农户数据匹配,经验分析了县域银行业竞争对农户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县域银行业竞争促进了农户绝对收入增长、缩小了农户相对收入差距。其机制在于,银行业竞争有助于提升农户金融可得性,通过资本流引导生产流促进农户创新创业;相比于高收入农户,中低收入农户能从银行业竞争中获益更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份额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县域银行业竞争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而根植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份额提升的作用则不明显;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和数字金融发展均能在银行业竞争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中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但是,银行业竞争难以弥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体现了要进一步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转变的紧迫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将数字经济具象化，构建七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冲击模拟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经济效应，并以209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从“共同度”“富裕度”两个维度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边际影响越强；从数字经济的二级指标看，数字技术、数字金融、互联网经济平台均有助于提升“富裕度”，但数字技术对“共同度”的影响不显著。对此，建议大力引导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更重视解决数字技术的负外部性问题，让数字经济红利更好为全体人民共享，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数字金融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28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1—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金融发展每平均提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升0.564个单位。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且在西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包容性。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创业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还可通过积累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改善社会资本和积蓄家庭财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多重数字鸿沟与家庭收入差距：理论与经验证据

研究数字鸿沟如何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益贫性和包容性,是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文章基于CHFS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将数字鸿沟区分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分析了数字鸿沟与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多重数字鸿沟的存在对家庭收入差距有不利影响,仅消弭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不足以保证家庭收入差距得到缩小,只有进一步解决能力鸿沟,才能有效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普及,构建家庭数字使用场景和长效化保障机制,并警惕数字经济对传统特征差异扩大化而产生的诸如能力鸿沟等不利影响因素,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分权与推进共同富裕——基于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文章分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285个城市2013—2020年的保障型和设施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分权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保障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市场化改革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财政分权度的提升虽然有利于直接推动共同富裕，但会弱化保障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对推进共同富裕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设施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广义的共同富裕发展，其机制主要在于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虽然表面上促进了地区收入差距缩小，但由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其实质上制约了广义共同富裕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政府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投资方向，其将如何影响地区收入分配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区位、互联网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宽带中国”战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第三，在东部、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本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结构影响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其不均衡发展势必会影响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均衡。选择1978—2008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城市化率、城乡就业差异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等经济和社会因素指标共同构建VAR计量模型进行的分析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说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总量对农村经济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金融效率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对于乡镇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长期以来,乡镇企业没有能够得到金融的有效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民的增收,也就限制了乡镇企业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作用的发挥。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县域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稳定和扩大就业,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既是金融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金融自身发展的需要。但从近几年情况看,县域金融存在着许多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及策略选择

文章基于互联网与数字普惠金融两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以2013—201 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测度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但在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促进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区域数字经济。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及时关注和研判潜在风险，为促进居民消费赋能。     

城市迂回生产与城乡共同富裕

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决定暗含了迂回生产水平决定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决定共同富裕程度，而共同富裕程度决定的市场规模又反过来决定迂回生产水平。基于2003—2014年城市级别数据并将共同富裕纳入斯密-杨格定理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生产链长度增加带来的城市迂回生产水平提升对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第二，在城市迂回生产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城市迂回生产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从而避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并且城市迂回生产还会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第三，考察城市迂回生产的分工深化趋势的影响后发现，嵌入全球分工不仅能够促进城市富裕程度的提升，还能够有效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上述结果意味着，如果要从生产分工的角度来助力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就需要鼓励城市积极嵌入生产链进行协同分工，特别是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区域技术收敛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能否成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加速器”备受关注，其中，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技术收敛尤为关键。基于要素配置视角，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技术收敛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我国区域内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质量以及技术创新数量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即随着时间推移，技术创新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收敛于稳定状态，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程度等影响因素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2)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区域技术收敛，且数字经济推动技术创新数量收敛的速度要快于推动技术创新质量收敛的速度，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检验后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3)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优化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的配置促进区域技术收敛。研究结论为高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资源错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改变了市场要素供给结构，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制。基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维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使用静态和动态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源错配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要素错配显著影响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中国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替换变量和引入工具变量后，其改善效应具有稳健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度等途径间接改善资源错配；(3)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空间效应，能够有效改善本地区资源错配，但会加剧邻近地区资源错配；(4)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能过剩水平较高、资源配置过度地区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从资源配置视角加深对数字经济红利效应的理解，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改善资源错配现状、释放过剩产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县域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以县域为单元的地区合作已成为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选择。本文扩展出了一个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产出、贸易与增长模型,探讨县域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县域合作能够通过减少非自然贸易壁垒提高地区贸易开放度,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县域规模越大,县域经济稳态收入水平越高;县域合作促使地区间贸易开放度越一致,越能提高县域经济的稳态收入和缩小因规模差距带来的县域经济收入差距。研究建议,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以扩大县域经济规模,打破和消除县域之间的行政壁垒,以合作促进地区发展,构建城市一县域产业分工与产业关联以缩小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构建县域外部经济与生产网络,为县域经济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数字经济与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基于对数字经济概念和内涵的分析，文章从理论上说明数字经济主要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数据要素三个方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使西部地区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同时，结合新发展理念，文章也给出了数字经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即坚持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坚持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助力西部地区实现平衡发展；坚持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坚持开放发展，数字经济推动西部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共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住房金融化、房价波动与收入不平等

经济金融化趋势下的住房金融化放大了中国房价波动，房价与居民收入变动间的反馈循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冲击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住房金融化与房价之间、房价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均存在双向正相关关系。住房金融化推动了房价上涨进而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不平等与住房金融化之间呈U型关系，住房金融化水平随收入差距扩大先降后升，当收入不平等程度超过拐点，住房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通过房价变动拉大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扩大也加深了住房金融化，两者间呈现典型反馈循环效应。因此，政府应充分运用政策工具加以调控，推进房地产去金融化，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文章在阐述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选取2014—2020年中国1651个县域数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改善均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两个渠道，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能促进山区县、高城镇化水平县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县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此，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发展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