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3—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影响，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后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快速逼近“U”型拐点，其他地区离拐点仍有一定距离且逼近速度缓慢。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

<正>本文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利用固定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城镇化两大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通过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从理论上阐释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反向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大于东部地区。未来可以通过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培育农村数字人才、发展农村数字金融等方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也要注重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实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缩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在重塑行业内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技能-技术”匹配关系和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探讨其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技术进步扩大了行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但使整体工资水平趋于上升；(2)技术进步使低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缩小,但却扩大了高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3)制造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教育程度、行业内性别偏好、女性精细化能力优势以及低技能工作对体力技能需求下降的方式影响性别工资差距。     

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实现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女性就业和创业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前提。本文基于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收入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女性非农就业，显著缩小了与男性的就业差距。使用 Heckman 两步法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女性收入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偏向于女性，缩小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从事受雇工作，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对已经就业的女性，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受雇者的收入，未能显著增加创业者的收入。结论认为，为持续提高女性就业和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以及增强互联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     

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果研究——基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视角

进入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强化后抑制的变化趋势;数字经济会通过沟通成本降低的城乡融合效应、农业技术进步的乡村振兴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替代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同时,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均对数字经济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证明,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压力不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应紧紧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利用数字经济新优势,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来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效应;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培育统一、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要素支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制定针对性政策。     

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3年数据,考察了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低技能女性劳动力从贸易开放中获益更多;背后的机制在于贸易开放通过行业垄断性和产业结构对性别工资差距产生了影响.因此,提高女性人...     

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研究

数字平台和灵工经济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新就业形态下性别收入差距的关注和忧虑。本文以独特的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状况。研究发现：在灵工经济中，性别仍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女性/男性月收入比为85%,较传统就业有所改善；即使控制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等可观察因素后，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灵工经济中少部分职业(网约车服务、配送服务、在线教育)存在一定的职业分隔，但灵工女性不再集中于低收入工作，传统就业的“职业拥挤假说”不再成立；绝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来自职业内因素，职业分隔对收入差距影响非常有限；收入差距大部分来自可观察因素，不可观察因素对差距的贡献小于传统就业情形，意味着隐性的性别歧视减少；女性更厌恶算法控制、更偏好工作灵活性、工作更孤立而更少职业社交，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新因素。总体而言，灵工经济中性别收入差距较传统工薪就业有所改善。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吗——基于互联网使用偏好的调节效应

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带来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和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中的性别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教育机会的增加是使女性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多的主要原因。农村户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政府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投资方向，其将如何影响地区收入分配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区位、互联网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宽带中国”战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第三，在东部、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本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技术会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吗？——来自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的证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当前我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新机遇。本文对数字技术影响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分别进行了梳理,根据机制分析构建了相应的计量模型,利用我国2007—2020年的省际数据,使用爬虫技术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了“数字技术”关键词,科学合理地刻画出各省份数字技术水平,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能够缩小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而对城镇内部与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没有影响,该结论呈现出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二,数字技术发挥效力需要一定外部条件作为支撑,数字技术在数字基础设施更发达、人力资本更充足的时期与地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越明显。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重要体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05—2018年285个地级以及上城市的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值,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缩小了中西部城市、南方城市、大中城市和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其他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网络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互联网用户规模效应和数字普惠金融效应传导机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继续贯彻"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发挥示范城市的带头作用,通过增加互联网用户规模、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区域技术收敛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能否成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加速器”备受关注，其中，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技术收敛尤为关键。基于要素配置视角，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技术收敛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我国区域内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质量以及技术创新数量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即随着时间推移，技术创新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收敛于稳定状态，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程度等影响因素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2)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区域技术收敛，且数字经济推动技术创新数量收敛的速度要快于推动技术创新质量收敛的速度，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检验后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3)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优化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的配置促进区域技术收敛。研究结论为高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影响

30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高的国家之一。城乡、地区、行业、职业、所有制以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都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分析显示,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转变。为使我国经济在未来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     

税制结构、税收凸显性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基于279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考察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主引擎”,消费扩容提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双循环”的实现。税制结构优化通过改变税收凸显性影响不同收入群体对税收的察觉和理解,能够激发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基于心理账户理论,利用2002—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市数据,实证分析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税制结构优化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更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相比非食品类消费,税制结构优化更能缩小城乡食品类消费差距;相比非发达城市,税制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积极效应在发达城市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凸显性是税制结构优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一种重要作用机制。因此,消费扩容提质需要税制改革的有力支撑,未来税制优化应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并完善直接税体系,同时还应充分考虑税制变动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心理的差异化影响,以便更好地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而促进消费以及推动“经济双循环”。     

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结构影响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其不均衡发展势必会影响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均衡。选择1978—2008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城市化率、城乡就业差异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等经济和社会因素指标共同构建VAR计量模型进行的分析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说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总量对农村经济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金融效率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对于乡镇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长期以来,乡镇企业没有能够得到金融的有效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民的增收,也就限制了乡镇企业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作用的发挥。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错配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论,其作用机制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的正“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间资本错配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通过降低地区间资本错配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3)扩展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前沿技术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以及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