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母职惩罚与性别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释放“性别红利”,对于家庭福利改善以及共同富裕实现都至关重要。通过构建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结合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从母职惩罚角度检验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缓解母职惩罚，帮助母亲群体增强工作的稳定性和便利性并促进她们的就业参与，从而提高女性收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实现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女性就业和创业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前提。本文基于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收入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女性非农就业，显著缩小了与男性的就业差距。使用 Heckman 两步法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女性收入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偏向于女性，缩小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从事受雇工作，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对已经就业的女性，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受雇者的收入，未能显著增加创业者的收入。结论认为，为持续提高女性就业和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以及增强互联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     

性别形成的城市收入不平等分析

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中，性别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性别因素的影响反应在职业结构，就业歧视，生理因素等方面。针对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制定相应的政策有利于减少性别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零工经济如何改变性别工资差距*——基于家庭与市场的双重视角

中国企业生产与性别收入分配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零工就业意味着雇佣的非正式化与收入的不稳定化，女性被大量吸纳进入零工经济的同时，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方式也发生转变，性别工资差距可能随之变化。理论分析表明，在市场领域，非正式雇佣加深了劳动后备军对工资的挤压效应，女性作为劳动力“蓄水池”，收入下降效应更为明显；在家庭领域，不稳定收入加深了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不均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张。在上述两种效应下，零工经济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将大于非零工经济。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推演。劳动者“灵活性”和“安全性”的综合指标表明，只有建立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重视弱势群体的就业保护，才能真正推动零工经济成为“稳就业、保增长”的中坚力量。     

性别形成的城市收入不平等分析

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中,性别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性别因素的影响反应在职业结构,就业歧视,生理因素等方面.针对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制定相应的政策有利于减少性别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双重影响及其实现路径

就业是民生之基、财富之源，当前稳就业和保就业仍然是“六稳”“六保”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助推器，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对实现高质量就业产生了较为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在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扩容就业“蓄水池”，使就业机会推陈出新；能够筑牢就业“压舱石”，让就业生态千姿百态；还能旋转就业“魔方块”，令就业结构革故鼎新。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劳资关系或日益紧张；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替代效应，收入差距或逐步扩大；对不同产业行业产生差异化影响，经济效率或受到影响。数字经济视域下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路径包括：依靠平台经济，扩大数字就业岗位，创新就业形式；改善教育体系，注重数字人才培养，优化就业结构；关注青年群体，拓宽数字就业选择，增强就业信心；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数字就业服务，提供就业保障。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影响

30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高的国家之一。城乡、地区、行业、职业、所有制以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都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分析显示,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转变。为使我国经济在未来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     

新生代农民就业选择与经济收入异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就业选择上存在代际差异,其就业行业倾向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就业地点较多聚集在离家较近的本区县内,就业渠道主要以自己主动寻找为主,就业岗位存在趋于稳定的愿景。基于就业选择下的新生代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分层异化严重的倾向,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历、培训状况及承包地用途等特征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该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新生代农民就业结构,均衡经济收入分层的对策建议。     

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微观因素分析—来自北京市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就业性质、行业和职业状态等微观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且文化程度已取代年龄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些变化说明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快,适应市场竞争的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变量。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研究新动态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些新方法新理论被不断发掘,如收入差距与经济危机、收入差距和财政波动、收入差距与产出波动等。本文对该领域影响力较大的新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为研究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问题提供参照平台,同时也为研究和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提供建议和参考。     

中国农村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但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内部收入差距却高于外出就业劳动力。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省份、性别、人力资本、就业单位或工作类型等;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中,禀赋回报率的差异部分解释了57.9%,而禀赋差异部分解释了42.1%。     

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

文章基于2010年北京农民工调查数据,使用Roy模型研究了农民工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能力更强、社会资本更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自雇佣概率;物质资本是影响自雇佣的一个关键因素;自雇佣者在自雇佣部门具有比较优势,与工资收入者相比,自雇佣者有更高的收入,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于能力等不可观测的因素。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已经有所改善,自雇佣不再是农民工的一种被迫选择。     

职业不匹配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多维技能错配视角

职业不匹配是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未得到既有文献的深入考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O*NET工作内容分析数据构造多维技能错配变量表征职业不匹配程度，研究职业不匹配对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职业不匹配通过抑制劳动者接受在职培训、获取绩效工资、获得职位晋升与签订劳动合同的机会，导致其遭遇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后果在女性、大学生和年长者群体中更为严重，并且难以通过职业转换来缓解。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平均职业匹配程度每降低1个标准差，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19%～29%。政府主导的公共就业服务可以提高职业匹配程度，缓解职业不匹配带来的不平等后果。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匹配程度的提升是中国实现“稳定和扩大就业”与“共同富裕”两大政策目标的重要依托。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在重塑行业内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技能-技术”匹配关系和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探讨其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技术进步扩大了行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但使整体工资水平趋于上升；(2)技术进步使低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缩小,但却扩大了高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3)制造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教育程度、行业内性别偏好、女性精细化能力优势以及低技能工作对体力技能需求下降的方式影响性别工资差距。     

就业性别歧视的思考及对策

随着劳动力市场人才供过于求矛盾的日益凸现,受传统文化、＂性别亏损＂观念、女性自身素质、政策和制度等原因的影响,就业性别歧视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应打造女性公平就业的经济平台,健全就业和劳动市场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加大执法力度,传播性别平等观念,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以消除和减少就业性别歧视,给女性提供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     

互联网使用能否减小性别工资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减小性别工资差距带来了新的可能.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文章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及偏好对性别工资的影响作用,利用RIF回归分解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使用互联网促进了性别工资的增长,并且对于不同婚姻状况、年龄和学历的就业者而言,这种影响作用存在差异;第二,上网时长与性别工资之间呈"倒U形"关系,并且男性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上网,均对工资有正向影响,而女性在工作场所上网对工资有显著影响;第三,利用网络收发邮件和信息获取能够提高男性工资,但娱乐游戏会减小男性工资,而上网专业学习能够提高女性工资;第四,使用互联网能够减小低收入层和中高收入层就业者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却加大了高收入层就业者的性别工资差距.据此文章建议,为减小性别工资差距,不仅要强化网络建设和扩大教育培训,增加女性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而且要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升级产业结构,减小职业性别隔离.     

政府管制、就业质量与收入差距——基于流动人口数据的研究

通过将宏观层面数据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匹配，本文实证考察了政府管制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管制越严格，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越低，表现为就业稳定性下降、更难到正规就业部门就业和劳动收入减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地，政府管制导致的就业扭曲不仅产生了流动人口内部的性别收入差距，还拉大了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代际差距的角度看，受政府管制影响，流动人口的低就业质量还降低了未成年子女随迁的概率，加剧了留守儿童问题。最后，地区劳动保护的加强与流动人口自身议价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政府管制对就业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改革有利于继续释放“流动人力红利”,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健康增长。     

影响性别平等的经济因素

我国文化起源《易经》说,男为乾,是为天;女为坤,是为地;二者各负其责,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65年,我国在教育、婚恋、职业等诸方面都坚定不移地贯彻男女平等的思想。但男女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平等的,在职场、婚恋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性别不平等现象非常普遍。探究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发现经济因素是造成两性不平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受社会观念的影响,家庭中的女性多以在经济上依赖男性为荣;受传统分工的影响,女性基本都承担了家庭照料责任,更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放弃经济独立。经济上的不平等使男性无法真正尊重和欣赏女性,从而导致性别不平等。     

非农就业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了吗？——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目前，中国城乡教育投资和教育结果尚存在较大差距，非农就业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对其家庭教育和投资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知识积累、技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假设，构建了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投资的二元结构模型，从教育投资角度剖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增长，并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教育投资差距；非农就业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促进效应和对城乡教育投资差距的弥合效应，主要来自于短期非农就业，长期非农就业的农村家庭会产生对子女教育的忽视效应而削弱非农就业的教育投资效应；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效应与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伴随非农收入的增加，或将吸引农村劳动力较早地外出打工，由此可能产生一定的“中等教育陷阱”问题。研究为非农就业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为完善非农就业政策和促进城乡社会统筹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     

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现代研究综述

本文回顾了最近二十多年来收入不均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文献,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和政治经济模型是分析该问题的两大主要途径。理论研究的基本结论逐渐趋向一致,诸多学者通过更深入地考察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农场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制度、性别、人口出生率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收入不均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收入再分配、公共教育政策等会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发展;但从实证研究来看,其结果与理论预测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