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具有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弱；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构建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经验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关乎企业成长,也关乎中国产业数字化的成败。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技术提取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并且数字化转型对头部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80%分位点企业的影响是20%分位点企业的3.67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发现:(1)现阶段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中的效果优于非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得益于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性负担"而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倾斜;(2)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当同城市同行业内有多家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效果会更好;(3)在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影响显著,而在服务业中则没有捕捉到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营业成本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主要中介机制,在总效应中分别占24%和18%。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探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税费负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来自我国制造业的证据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减税降费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工具.以2013-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企业税费负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税费负担的降低能够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降低增值税与所得税负担,能够增加企业现金流与科技研发投入,进而提升生产效率;而社会保险费用负担的降低仅通过增加现金流的方式刺激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税负降低对小规模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社会保险费负担降低对大规模企业更能发挥作用;税费改革多措并举能够产生更大的政策激励效果.因此,在巩固现有减税降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减税降费政策的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差异化减免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社会保险费的财政补贴,优化调整涉企收费,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减税激励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基于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准自然实验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重构税收中性、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财税[2018] 70号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企业ESG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试点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发企业绿色动能转换，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不仅具有减负纾困效应，而且具有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绿色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期末留抵税额负担较重的企业中。因此，建议利用多策组合汇聚合力，不断增强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多税共治提高政策协同度，充分释放组合式减税降费效力；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提高政策匹配性与适应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显著存在,该激励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得以实现。此外,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披露水平。对处于弱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本文探讨了政策激励下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浅析增值税转型改革对钢铁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核心是允许企业抵扣其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这将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制产生的重复征税因素，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在维持现行税率不变的前提下，是一项重大的减税政策。本文提出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对钢铁企业的影响和钢铁企业针对增值税转型改革应采取的对策，并进行了论述。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探究劳动要素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采用Lasso回归筛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劳动配置效率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配置更多高水平劳动要素、降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改善劳动要素错配问题。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企业劳动资源的配置功能,矫正劳动资源失衡错配、实现劳动供给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数字化转型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点，以缓解企业税负为目标的政府减税激励能否助力数字化转型值得研究。精准识别减税激励政策作用对象是在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积极发挥减税激励效果的现实选择，也是全面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如何实现减税效果最大化并带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借助2008—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企业供应链数据，研究发现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显著促进了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上游企业减税激励对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不明显，这主要与上下游企业垄断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有关。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不仅导致对其自身经营绩效的优化，而且通过供应链传导带动中游企业现金流优化与规模扩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内部数据共享，使中游企业拥有充裕的资金进行数字化相关的人力资本升级与投资。上游企业由于垄断能力较强导致传导效果受阻，无法实现类似下游企业减税激励溢出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为更好选取减税激励政策的作用对象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增值税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杠杆率差异的视角#br#

我国增值税改革持续深化，增值税减税的效果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产品供需存在弹性，企业无法将增值税税负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并且不同企业面临的借贷市场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增值税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问题显得较为复杂。本文针对企业投资决策建模，发现增值税减税会增加企业投资，但杠杆率较高企业由于借贷市场受到约束，投资水平的提高弱于杠杆率低的企业。本文基于2016Q3-2019Q1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显示，2018年增值税减税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水平，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借贷市场的传导机制减弱了增值税减税政策对杠杆率较高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小微企业结构性减税的效应分析

针对小微企业的特征,文章构建了结构性减税与小微企业成本、投资和就业的微观经济模型。说明: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对降低小微企业的成本、增加产量有显著效应,并促使小微企业的投资额呈几何式增长;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减税的就业效应远大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促进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应建立结构减税与分类征管相结合的灵活机制,充分发挥其就业效应。     

贵州煤炭工业增值税转型以来的效应、问题、建议

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使贵州煤炭工业获得显著的税效应,助推了贵州中小型煤矿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步伐,激活贵州煤炭企业投资发展循环经济.针对增值税转型出现的贵州煤炭工业增值税税负普遍加重、同样投资取得不同减税效应、转型政策制定过于宽泛等问题,提出了完善煤炭工业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浅谈云南省增值税改革效应

为了加快税制改革,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其中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也是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拟利用增值税转型前后2000-2016年的云南省的经济税收数据,对云南省增值税转型政策的效应进行量化评价,一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可以极大地促进投资,但是这种促进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刺激作用呈现逐渐弱化趋势;二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对财政收入的增长有所不利;三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得云南省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制造业的机制验证

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基于2013—2020年的行业实践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绩效，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机制路径为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各个环节的成本效应、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效应等来提升制造业的企业绩效。     

服务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08-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探究服务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较强，对资本密集度、海外市场比重及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服务开放通过提高知识整合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促进服务开放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效应。     

开发区设立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建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可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从异质性特征看，市场竞争越充分，要素扭曲程度越低，就越能强化开发区设立的促进作用。此外，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开发区设立的影响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开发区设立的政策效应、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分别通过实施财政补贴、促进良性竞争和产生集聚经济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推进开发区平台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